亟须在披露的内容、衡量标准、监督机制及处罚结果等方面，继续加大公开力度

　　【背景】截至7月26日，已有86家中央单位“晒”出了2010年的“三公”经费决算和2011年“三公”经费预算账单。

　　目前各部委公开的“三公”支出的准确定义是“财政拨款中的三公经费”，即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而民间则形象地称之为“公费旅游、公车消费、公款吃喝”。

　　7月25至26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财政厅(局)长座谈会上，财政部相关人士透露，2011年，中央本级“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94.28亿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占62.78%，达到59.19亿元，因公出国(境)经费为19.9亿元，公务接待费为15.19亿元。

　　目前，由于各部门公布的数据口径不一致，而且不够详细，并无太强的可比性。比如，这些部门人数有多有少，“三公”费用少的，不一定代表节约。有些部门掌握实权，有些费用可能由别人“埋单”，反而不用出什么钱。

　　但无论如何，对中央部门庞大的“三公”消费支出，公众依然为之惊叹。随着中央部门相继公开“三公”经费，下一步还应该做些什么？

　　汇信资本董事总经理叶翔认为，公开中央部门“三公”费用是政府体制改革的重要一步，有助于政府行为更加透明，让预算约束硬化。这对下一步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透明化，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

　　他指出，作为国内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之一，“晒三公经费”是一种进步，但并不是终极目的。下一步，有关部门亟须在披露的内容、衡量标准、监督机制及处罚结果等方面，继续加大公开力度，接受公众监督。

　　首先，政府“晒经费”要明确“披露什么，披露到什么程度”。目前，上市公司的季报、年报，应披露什么内容，证监会要给出指导意见，财政部也颁布了会计准则，交易所也有规范。但对各部委的公务消费，目前缺乏相应的监督机构。但是，各级人大、社会公众、新闻媒体就是公务消费领域的“证监会”，就是“财政部”，就是“交易所”。

　　今后，各部委还应该披露什么？联想到中国股票市场发展之初，初定披露标准时，就是借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在这方面，不妨借鉴成熟市场经济的经验，看看国外的政府需要对公众披露什么内容。

　　叶翔指出，中国政府部门的收支信息披露，可增加一些“特色内容”，但大原则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应该是一样的，而且重要事项“一个都不能少”。这是政府信息公开的应有之义，也是中国政府转型的必然。

　　其次，就公务消费而言，何为合理的标准？叶翔指出，有些部门公务开支多，有些部门开支少，多的未必就不合理，少的未必就有理据。因为部门有大小，人员数量也不同。同时，由于业务性质不同，按人均计算“支出标准”也不合理。

　　对此，叶翔建议，不同部门的公务消费比较，可借鉴解读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方法划定标准，最常用的就是同业比较。

　　尽管政府部门业务和职责各不相同，似乎无可比性，但各政府部门既然是公共部门，总有相同的公共性质，至少公共性质相同的部分是可比的。各部门应将其不同性质的业务分别比较，在此基础上，再加上不同的行业或职能性质加以“精算”。

　　基于行业性质对各政府部门实行分类，把监管部门与其对应的行业标准比较，就能发现一些问题。比如，政府部门该类业务支出，“总不能超过该部门所在行业的平均水准”，而且其支出的增长，也应该低于整个行业的增长。即实行“业务分类横比，行业内部纵比”。

　　叶翔强调，证监会、财政部、银监会、保监会作为中国金融市场信息披露规则的制定者，“三公”经费支出信息也要及时披露。以香港证监会为例，它在香港创业板公司季报公布前，就先公布了自己的季报。只有市场监管机构率先垂范，可为其他部委信息披露提供范例。■

　　 （财新记者 刘志洁 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