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城事件冲击波：广东欲破解外来人口管理难题

　　林小昭

　　为应对日益复杂的社会形势，经济和人口指标均为第一大省的广东正在探索新的社会管理机制。

　　近日，报经中央编办批准，广东省设立社会工作委员会。这是广东省为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工作成立的专门机构。

　　这也是今年6月增城事件后，广东在社会管理层面的又一尝试。

　　不仅仅是维稳

　　按照当地媒体的说法，新设立的广东省社会工作委员会，既是省委的工作部门，又是省政府的职能机构。

　　该机构实行委员制，由省委组织部、省委政法委等作为委员会成员单位，派出委员，实行决策、执行既相对分离又相互协调的社会工作运行机制，委员会负责研究和统筹处理社会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各成员单位落实执行。

　　其中，广东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朱明国兼任省社会工作委员会主任，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梁伟发，省委常委、秘书长徐少华，副省长刘昆兼任委员会副主任。

　　至于该机构与综治办、维稳办等机构的区别，及其成立的来龙去脉等问题，《第一财经日报》记者3日致电广东省委部分相关部门，不过对方均表示不方便透露而婉拒。

　　实际上，成立该委员会也是最近广东加强社会建设工作的进一步深化。

　　今年6月6日，潮州市因农民工讨薪被砍伤，大量群众聚集。其后6月11日晚，广州增城连续两日晚上引发大批群众聚众滋事事件。这两起群体性事件，引起全国的极大关注。对此，专家认为广东过去的社会管理模式已经不再适合现在，其改革已到迫切时刻。

　　今年7月，广东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决定》（下称《决定》），提出要建立社会建设工作领导体制。朱明国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这个月底还要出台7个配套政策，建立完整的广东省社会建设的政策体系。

　　在谈及外来务工人员的诉求表达时，朱明国表示，这是目前最敏感也是比较难办的事情。否则社会不稳定。“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长期团结合作，为振兴广东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同时也是一对矛盾。不可回避外地人口和本地人口，城内人和乡下人，体制内和体制外工人的矛盾，肯定存在并要长期面对。”

　　外来人口在广东登记的有2600万多人。朱明国表示，第一代农民工到了城里打工主要是为了赚钱，做牛做马都行，第二代不再想回乡下。有些农民工来了二三十年还是被当成外来人，体制外，他们心里不太高兴。政府把他们纳入体制内的服务和管理过去考虑得很少，等到出了事才急急忙忙。下一步为他们提供诉求渠道，其中包括设立地域为主的党组织，接受、允许、承认以地方为主的商会组织；考虑适当从外来工当中吸收国家公务员等。

　　建立民心型社会

　　在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教授看来，这并不是全国第一个省级层面的社会管理、群众工作相关的部门。

　　今年6月15日，海南省委群众工作部成立，海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肖若海担任首任部长。该部的职责包括研究部署和指导推动群众工作，反映社情民意，协调涉及群众切身利益政策的制定，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信访工作等。

　　“在省委层面设立类似部门，也是为了整合各个部门之间的力量，避免之前各个部门各自为政的状态。”竹立家说，“它不光是一个部门，还有其他诸如政策研究等机构都参与进去。群众有这方面的问题提出来以后，在这里就可以解决。”

　　竹立家认为，社会管理创新主要是社会结构性的创新，核心是充分保障老百姓政治权利，把官本位社会变成民本位社会，“这是化解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的最根本的治本之策。”

　　早在今年5月，珠海在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上开全国先河，成立市委社会管理工作部，作为珠海市委专门领导社会管理的职能部门。珠海市政法委办公室主任叶振平当时对本报表示：“源头是要治理好社会矛盾，不能光是政法这个线来办好案子，社会管理是从基础、从源头上来解决社会矛盾，这有利于标本兼治。”

　　广东省委党校省情研究中心主任蔡兵认为，实现社会建设和管理创新需要两个方面，一是自上而下，权力下放，人员和机构进一步贴近老百姓。另一方面，自下而上，民间尤其是基层应该建立完善相关的基层自治机构，让民间和政府充分互动起来。

　　竹立家指出，加强社会管理和创新，不是要强化政府的权力，而是要让权于民，建立民心型的社会。“强权压力下的社会稳定只会使社会矛盾积累和发酵，我们要把强权压力下的稳定变成民心型的稳定。”

　　（本报记者安卓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