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水务局“问责风暴”冷思考

　　本报记者 肖素吟 发自武汉

　　“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百余年前，在《悲惨世界》中，维克多?雨果一语成谶。

　　7月21日，武汉市纪委公开通报批评武汉市水务局局长姜铁兵等四位领导，叩问武汉的“良心”。继全国二十多个城市内涝后，武汉是唯一真正进行问责的城市。

　　其中，分管全市明渠、排水管理工作的副局长王洪胜被给予免职行政记大过处分，亦是自武汉市4月6日起掀起“治庸问责”风暴以来，问责处分最严厉、被问责干部行政级别最高的一次公开实名通报批评。

　　就在这场百日问责期间，武汉市共问责537人，其中行政开除2人、撤职10人；免职10人、停职检查22人；涉及局级干部7人，处级干部58人。武汉水利部门，似乎“人人自危”。

　　然而，武汉水患久矣，如今武汉将水务局推上最高问责台，有无杀鸡儆猴之效？被问责官员的苦衷何在？叩问背后，又折射出水务局怎样的隐痛？

　　暴雨“拷问”水务局

　　武汉，地处长江和汉江两江交汇，外洪内涝是武汉的一大隐忧。时至2001年9月，武汉市水务局于此正式组建，专司防汛抗旱工作，全市供水、排水和污水处理和水利行业管理以及全市河道、堤防、湖泊、水库并组织整治。

　　7月25日，武汉市水务局入口处标有“力戒庸懒散，树强责精神”的横幅引人注目。行走在办公楼层之间，办公室门紧掩上锁，更透着一股不寻常。

　　就在此前4天，一场意料之中的问责风暴正在横扫武汉市水务局：武汉市委召开十一届十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公开通报水务局局长姜铁兵、副局长王洪胜、排水管理处处长项久华、排水设施监督管理处处长熊伟才4人，被给予行政警告处分、免职行政记大过、行政降级和行政撤职等处分。

　　事实上，这是自武汉市4月6日起掀起“治庸问责”风暴以来，问责处分最严厉、被问责党员干部行政级别最高的一次公开实名通报批评。

　　在过去的一个月中，姜铁兵、王洪胜等人的忙碌身影其实早已被6月9日至24日间5场特大暴雨所淹没。

　　其间，武汉市主要城区平均降雨量达到417.7毫米，尤其是6月18日，武汉市八十多处严重渍水。

　　其中，东湖水位节节攀升，至24日水位达20.60米，超出正常水位1.45米。为此，东湖地区部分休闲旅游设施被淹，东湖宾馆处于地势较低区域的接待场所被淹20余厘米。

　　值得注意的是，前者是毗邻湖北省省委省政府所在地，后者则是毛泽东生前下榻过44次、仅次于中南海的居住地。

　　“局里一把手当时就在东湖排水通道附近，搭了个小棚子，度过了20多天，都没有回过家，衣服还是让家人送过来的。”武汉市水务局机关单位处长高翃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然而，即便是勤政治水，亦是难以遮掩水务局措手不及的窘态。

　　彼时，针对东湖的两个主要排水通道，即东湖港至武钢排水通道和罗家港排水通道，前者因武钢技改而基本丧失排水功能，但是三年未有应对预案，后者在建工程淤塞自然出水沟和排水通道明渠，甚至在五年内未有清淤记录。

　　如此一来，就在6月9日的首场暴雨之后的第八天水务局开始研究东湖排水之际，第二场、第三场暴雨猝不及防地袭来，不断叠加，遂酿水祸。

　　据不完全统计，仅东湖风景区（不含辖区社会单位）遭受的经济损失就达1137.54万元，其中直接损失440.74万元，间接损失696.8万元。

　　“一场暴雨就成一片泽国，究竟是谁的责？该负什么责？将如何追责？”7月1日，湖北省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在市委市政府工作会议上连声追问。

　　当时，距离“治庸计划”、“责任风暴”实施不过三个月的时间。时至7月21日，声声叩问，直逼水务局。

　　“难作为”苦衷

　　“先进集体”，这一颁发于2011年2月的奖励牌匾，立于水务局排水管理处办公室正对门口，颇为抢眼，却与现场的沉闷气氛形成强烈反差。

　　不过五个月时间，分管全市明渠、排水管理工作的副局长王洪胜因“对明渠等排水通道的清淤、疏浚和维修工作重视不够……”，被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并免去职务。

　　水务局排水管理处处长项久华亦深陷问责泥潭。对此，武汉市水务局副局长赵陟就时代周报的采访要求，作出批示“请排水处就有关问题作解答说明”，但排水处工作人员或称项正外出开会，或称项正前线视察，接着引导记者至项的办公室，后经证实却是文艺室。

　　武汉市水务局直属单位排水设施监督管理处一名吴姓处长表示，“网上为我们喊冤的多得很：全国20多个城市都下雨淹了，为什么就武汉问责？”目前，排水设施监督管理处原处长熊伟才已被撤职，项久华则是临时负责人。

　　武汉内涝之虞，或许远比想象中来得复杂，在所谓的“不作为”或“慢作为”的背后或许伴随着“难作为”的隐痛。

　　在高翃看来，“主要原因就是水道堵塞，但责任在我们身上。部分地区的排水功能没有进行规划，不仅仅是武汉，这是很多城市的共性问题。还有就是有规划没投资。项目施工要立项，规划后必须有资金投资建设。”

　　高翃表示，“再次，由于城市的迅猛发展，一个区域居住人口迅猛增长，本来规划人口是10万就逐渐超过30万、甚至50万，规划根本就不配套，所以一旦发生灾害，就承受不了。城市建设重地上轻地下，特别是地下建设没有跟上去。”

　　尤其是武汉，如今俨然成为巨大工地。自2009年起，武汉共有5500多个工地同时施工，包括空中高架桥、地面快速路、地铁和隧道，庞大的城市蓝图以其前所未有的立体化速度筑高延伸。

　　就在2009年，武汉城建投资500亿元，平均一天1.4亿元，2010年武汉城建投资超过600亿，平均一天1.6亿元；适逢辛亥革命100周年，2011年武汉城建总投资将超过700亿，平均每天投资2亿元。

　　但现实是，武汉市近两年用于水务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竟不及城市建设的10%。颇具讽刺的是，武汉城上一路高歌猛进的建设热潮甚至还是内涝的始作俑者。

　　武汉市水务局于6月23日公布的一项渍水报告显示，18日全市88处渍水点中，有46处系施工造成。

　　在水务局提供给时代周报的《对市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上提出的‘提高我市暴雨内涝后城市排水能力的建议’提案的答复》中，还指出武汉城市排渍排涝体系建设存在问题在于“主城区管网建成年代久远，管径小，标准低，排水能力差，而彻底更新改造非一日之功……”

　　然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水务局的尴尬由此可见一斑。

　　治庸当下的问责

　　不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同顽疾一般，武汉内涝反复发作，年复一年，却迟迟未能对症下药。那么，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

　　“这个时候碰巧是武汉治庸问责时期，正好堵在这里，因此（水务局）被总结为不作为、慢作为。”一名不愿具名的水务局人士对记者表示。

　　截至目前为止，在今年全国20多个内涝城市中，真正进行问责的城市唯有武汉。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告诉时代周报，“治庸本质上并不是创新。一切在法律框架内都是有要求的，治理也是依法治理，该处分的处分，该问责的问责。其实都是依法进行的。但正好是有许多地方不做，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当一个地方有动作，人们就觉得好像打破了潜规则。”

　　而高翃则强调，“面对突发的大规模自然灾害，排水渍水系统暴露了机制不健全、不完善。经过这次事件之后，我们是痛定思痛，马上进行整改。”

　　排水处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通报问责处理决定后，水务局迅速成立了武昌地区、汉口地区、汉阳地区和远城区四个现场指挥部。

　　在水务局提供给时代周报的《对市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上提出的<提高我市暴雨内涝后城市排水能力的建议>提案的答复》中表示，“十二五”期间，水务局规划投资约120亿元，也就是说平均每年投资24亿元，其中，2011年拟整体投资约13亿元。

　　但记者询问2010年整体投资额时，水务局相关人士语焉不详，并承认目前2011年整体投资尚未启动。如今已时逾七个月。而针对记者对于“按照目前投资节奏如何计划‘十二五’期间120亿元整体投资”的疑问，该名人士只是表示每年将追加投资。

　　实际上，舆论中一直不乏对其“作秀”、“撞枪口”、“杀鸡儆猴”等的诸多质疑。

　　在王锡锌看来，“会不会仅仅是一个风暴，会不会是运动式的，甚至会不会是有作秀的色彩？这体现了中国许多法律职责、法律规定的落实往往是政治化的方式来进行的。地方领导重视以后，它就可能有推动力度。”

　　不过，问责水务局，显然不能止步于此，这不过是一个开端。

　　王锡锌表示，“仅仅是他们吗？有没有一竿子插到底，这是一个关联性责任问题。排水，不仅仅是水务局的问题，如果设备、规划设计等滞后，甚至原来制造的时候偷工减料，水务局的人就是想拼命排这水也排不出去，所以可能会涉及到相关部门，我们也希望对于一件事情的问责，不能够只是在面上，而应该借着这样的事件有深度的责任追究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