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听门难撼新闻集团经济根基 在英政治影响力降

　　窃听风云

　　默多克传媒帝国

　　2011年7月23日，窃听门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之际，记者在伦敦牛津街一个报亭附近看到英国左翼杂志《私家眼睛》一张宣传海报：默多克父子和新闻国际CEO布鲁克斯三人的头像被印制成通缉照的模样，上面打着"GOTCHA!"(“逮到你！”)的字样。报亭老板告诉记者，这期《私家眼睛》特别畅销。

　　英国人对默多克向来又爱又恨。一方面，他背负着“入侵者”、“肮脏的挖掘工”和“不择手段的冷血商人”等骂名；另一方面，他是从撒切尔夫人到卡梅伦英国历任首相的座上宾，他独霸一方的传媒事业给英国带来数万的就业机会，他的《世界新闻报》和《太阳报》在英国长期销量第一，连英国老牌名报《泰晤士报》也得依仗他不计成本的投入才得以维持经营。

　　当今世上，没有一个家族像默多克那样在一个国家集聚如此巨大的媒体势力，其对英国媒体市场的垄断若在美国或澳大利亚早被视为非法。这种对英国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强大渗透注定了窃听门事件“牵一发而动全身”，除了默多克家族本身，英国的政治、文化新闻行业无不受到冲击。

　　在记者走访的英国记者、学者和媒体观察人士中，有人认为窃听门就像一场“茶杯里的风波”，终将消停；也有人认为事件虽然难撼新闻集团的雄厚经济根基，但默多克在英国的政治影响力将随着他的声誉每况愈下。

　　文、图/特派伦敦记者 王希怡

　　背景资料

　　默多克

　　进军英国市场

　　1968年，默多克来到英国，买下的第一份报纸就是《世界新闻报》，他改变报纸风格走向低俗路线，销量节节上升。1969年，默多克收购《太阳报》，经过多年努力经营，这两份小报成为英国销量最大的报纸。

　　1982年，默多克目光投向高端大报，收购正严重亏本的《泰晤士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

　　上世纪80年代末，默多克投资高风险的卫星电视，建立天空(Sky)电视台，一度几乎因此破产。然而，收费卫星电视最终在英国获得成功，天空卫视(BSkyB)一年利润超过10亿英镑，成为新闻集团在英国最赚钱的产业。

　　在《世界新闻报》关闭之前，默多克掌控的新闻国际是英国报业市场的主要“玩家”，旗下《太阳报》、《世界新闻报》、《泰晤士报》和《星期天泰晤士报》合共占英国报纸总发行量的37%(《世界新闻报》关闭后，估计该比例下降至20%左右)。在截至2010年6月的财政年度，这些报纸给新闻国际带来16.1 亿美元的收入。

　　新闻集团2010年财年总收入为327亿美元，其中来自分布在世界多国的卫星电视、有线电视和电影公司业务的收入总额约为226亿美元，占总额69%。

　　新闻集团报纸总收入为61亿美元，其中英国新闻国际(包括《泰晤士报》、《星期天泰晤士报》、《太阳报》和《世界新闻报》的总收入为16.1亿美元，仅占总额的4.9%。

　　整个7月，窃听门事件不断发酵，《世界新闻报》关闭、多名新闻国际高层被捕、收购BSkyB计划功亏一篑、默多克父子面临议员的拷问和舆论的声讨。

　　在旗舰街(英国新闻界别称)，《世界新闻报》等报社记者不择手段挖料之事早在两三年前已是行业公开的秘密。如今突然爆发，前英国《泰晤士报》、《观察家报》记者马丁·哈克比对此这样解读：“道勒事件触动了人心。道勒不是政客或明星，她是邻家小女孩，所以她的遭遇能引起民众的共鸣。在英国，一旦触动公众情绪，就能掀起轩然大波。”

　　哈克比认为，在未来一两年的时间里，将会继续有更多的黑幕陆续被爆出，更多人需要为自己的错误偿还代价。前英国曼彻斯特《斯托港快报》记者麦特·霍恩则推测，事件将会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法律诉讼战。

　　有人由此推测，这是默多克传媒帝国倾塌的前奏。

　　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体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科林·斯帕克斯教授认为，从经济角度看这种看法站不住脚：“默多克的业务重心和主要收入来源在美国。在英国赚钱的主要是天空电视台，英国报纸带来的收入不多，《泰晤士报》和《星期天泰晤士报》甚至是亏钱的。”

　　虽然从账本上看几家英国报纸对默多克来说“微不足道”，但是这些报纸共占英国报纸总发行量的37%，这为默多克提供了强大的话语权，使得他拥有左右英国政坛的力量。而窃听门危机的爆发授人以柄，未来新闻集团业务的拓展必将面临更多掣肘。有人担心，一向喜爱首先以报人自诩的默多克，对报业的热情可能会深受打击。

　　“茶杯里的风波”

　　哈克比和霍恩均认为，默多克可能最终无心恋战，全面撤出英国报业市场。还有一种可能性，默多克年事已高，下一代继承人未必像他那样对报业怀有巨大的热情。这对于正面临诸多挑战的英国报业来说可能不是好消息，因为像默多克那样热衷报业发展且坚信报业前途的大亨不多。

　　斯帕克斯对此有不同看法。他形容窃听门事件宛如一场“茶杯里的风波”，新闻国际最终能挺过来。

　　“三年前，英国银行家丑闻掀起轩然大波，冲击英国经济，如今没人记得；两年前，英国多名议员滥用公款事件，如今没人记得；窃听门事件也一样。公众情绪只有在能改变些什么的时候才会变得重要。这件事虽然令民众愤慨，但他们没有能力去改变什么。”

　　霍恩觉得，至少默多克左右英国政坛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政客们不会再像从前那样积极寻求他的支持。”

　　在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助理研究员曾飚看来，英国媒体与政治的关系根深蒂固，绝非一场窃听风波和道德审判可以斩断它们之间的联系，但他同样认为窃听门对默多克传媒帝国影响不大。

　　“第一，窃听被判定有罪，那么承担有罪的部分。罪有多大，后果有多大，而不是反过来；第二，把窃听门扩大化，那就大家一起拉下水，因为做这个事情，新闻集团不是独一家；第三，这次参与听证的保守党议员，是绣花枕头，英国政客对此事没什么能力，也没使用什么力气。”

　　哈克比和霍恩两位前记者均认为，窃听门事件将促使英国新闻界进行深刻反思。“事件对英国媒体、官员和大众提出警告：向默多克或其他任何媒体集团屈膝是危险的。”霍恩说。

　　有分析人士认为，《世界新闻报》的倒闭将成为英国小报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就像1997年小报记者在戴安娜逝世后大为收敛一样。哈克比称，事件将令小报记者停止不择手段挖料的做法。“很多人意识到不择手段可能最终要付出代价。”

　　“第四权力”左右英政坛四十载

　　“在唐宁街10号，没有大的决策可以不考虑这三个人的意见：首相、副首相和默多克。”

　　理论上，新闻媒体这一“第四权力”应保持独立，对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政治权力实施监督和制衡的作用。但实际上，自从1968年默多克借收购《世界新闻报》开始对英国传媒界的征程以来，他与历届英国政府的关系就密不可分。

　　一方面，默多克在英国传媒界的大肆扩张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另一方面，西方选举政治深受媒体舆论导向的左右，政客积极拉拢媒体，这使得垄断话语权的默多克在英国政坛翻手成云，覆手为雨。

　　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助理研究员曾飚形容默多克的力量就像《星球大战》中的黑武士。“基本上，他可以为英国读者制定话题，提供素材，讲述这个世界的‘真相’。”

　　哈克比称，“默多克从来都站在赢家的那一边”，利用媒体势力来获得政治影响力和商业利益。多年以来，没有英国政党能够在不受默多克的支持下赢得大选。

　　默多克掌握的“第四权力”登峰造极，甚至可影响英国首相的决策。布莱尔执政时的副新闻主管兰斯·普莱斯形容默多克是“英国第24位内阁官员”。“在唐宁街10号，没有大的决策可以不考虑这三个人的意见：首相、副首相和默多克。”

　　窃听门事件曝光了卡梅伦与默多克的密切关系。卡梅伦组阁后在首相官邸接待的第一位媒体大亨正是默多克，他还聘请《世界新闻报》前主编库尔森出任新闻主管。

　　曾飚表示，新闻主管是英国内阁一个很关键的职位。“就像电影《教父》里黑帮角斗发生的时候，老教父告诉儿子要监控打进打出的电话，‘新闻主管’对政府形象的控制也类似于此。”

　　新闻主管的人选往往来自英国小报。曾飚说：“可能他们都是从第一线干出来的，做事情不怕脏了手，英国大报的编辑记者往往有点清高，做不了这些。”

　　斯帕克斯坚决反对默多克对话语权的垄断。“理论上，我有一票，他有一票，我们是平等的。但实际上，默多克凭借巨大的话语权可轻易地左右政局走势，这显示出西方民主制度的局限性。这说明在西方社会，权力并没有平等地分配给每一个人。一个商人的势力可以远超一名记者或大学教授。

　　英国报纸多有政治立场

　　英国几乎所有的报纸都有政治倾向性，其中不少会公开支持某些政党，为其宣传拉票。这些报纸的新闻判断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其政治立场影响，如《每日邮报》右翼立场明显，而《卫报》则比较左倾。

　　斯帕克斯告诉记者，媒体是否应该有政治立场，在英国存在争议。“有些人认为，英国报纸太多，百家争鸣也是自然的事情，这意味着读者可以选择符合他们政治立场和口味的报纸，在那里寻找共鸣，不喜欢的话可以不看。像BBC那样坚持在社会各主流声音保持平衡，带有鲜明立场的声音往往得不到表达。但也有人认为，BBC尽量中立客观才是媒体应有的立场。民众不该只听认同的声音，他们应该听听别人不同的看法。”

　　监管机构的尴尬：权力小掣肘多

　　在窃听门事件中，英国报业投诉委员会(PCC)也因被认为监管不力而深受口诛笔伐。PCC公共事务主任威廉·戈尔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承认，有必要改革英国报业的监管机制，但改革不能激进，而要实际。

　　过去50多年来，英国纸媒一直由行业发起并出资的机构进行自我监管。1991年，英国报业投诉委员会(PCC)成立，成为英国最重要的全国性新闻仲裁机构。

　　PCC实施会员制，绝大多数英国报刊都是其成员，资金来自会员的支持，每年接受并处理大量新闻投诉。不过，在窃听门事件中，PCC被指“不作为”，民众开始对主要靠自律的媒体监管机制提出强烈质疑。

　　独立性有限

　　面对外界的批评，PCC公共事务主任戈尔向记者表示，那些指责英国报业自我监管失败的说法是一种过分简单的判断，“没有一种监管制度——甚至包括司法制度——能够保证阻止那些有心要违规的人不去违规。”

　　戈尔认为，以PCC为代表的自我监管制度在很多方面都起到了作用：“我们代表民众监督报业纠正错误；我们制定行业守则，界定恰当和不恰当的行为；我们教育记者；我们不断提高标准。”

　　话虽如此，在实际操作中，PCC有很多局限性。首先，PCC只对会员有管辖权。今年1月，英国快报集团就宣布退出PCC，结果是PCC无法再处理针对该集团下属报纸的投诉。

　　其次，PCC独立性有限，资金来源于作为会员的各大报业集团，难免受人掣肘。斯帕克斯表示可用一句英国谚语来形容PCC的局限性——“支付吹笛者的人挑选曲目。”

　　更关键是，PCC管辖手段主要是寄望媒体自律，对违反准则的行为大多只是要求其道歉或更正等，缺乏更严厉有效的措施。而且，PCC只能协调仲裁，不能实施调查。有分析人士指出，窃听门事件中涉及的跟踪窃听、入侵手机和邮箱等手段技术先进，只有警方才有权限和能力去侦查，期待PCC去取证，确实有些勉为其难。

　　改革重实际

　　如今，改进和加强媒体监管在英国已成基本共识。但怎么改？依然众说纷纭。

　　7月28日出版的《星期天泰晤士报》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英国民众认为英国报刊行业不能再仅由PCC进行行业自我监管。63%的被访者支持英国国会设立独立监管机构，从国家层面监管英国报业。

　　戈尔强调，不能为了急于解决问题而对PCC全盘否定。“英国报业监管制度的改革必须有理有据，其目标也必须是实际的、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