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治出租车罢运关键在利益重构

作者: ■本报评论员阮修星

　　持续了数天的杭州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在杭州市交通局承诺“10月底前完成调价工作，8月1日起至调价结束前每笔生意补贴一元”后，双方暂时达成和解。对于杭州市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态度和行动，我们表示赞赏。但是，杭州市解决问题的方法毫无新意，没有触及到出租车行业的关键问题，即使暂时能化解冲突，也难免会按下葫芦浮起瓢。

　　近年来，各地不断发生出租车罢运的事件，表面上看是因为油价高企、黑车泛滥等外部原因导致出租车司机生存艰难，不得已而采取的极端行为。实质上却是以“份子钱”为核心的出租车牌照特许经营体制下的利益分配极端不公引起的。

　　在出租车行业的利益分配链条上，我国绝大部分城市沿用了北京出租车的运营模式。即出租车经营权与产权分开，地方政府向特定公司下发牌照，司机为出租车公司“打工”，每辆车每月向公司上缴“份子钱”。这种模式的最大弊端就是将拥有牌照的出租车公司与出租车司机放在了极为不对等的两端。无论刮风下雨、出车与否，出租车公司凭借“份子钱”，每个月都会获得可以预见的收入，可谓旱涝保收。而出租车司机曾承担了运营中的所有风险，稍有不慎或懈怠，收入则会大幅减少，甚至亏本。因此，不打破这种以牌照垄断为核心的利益分配格局，困扰出租车行业的问题就难以得到根治。

　　不得不提的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合力使然，每次发生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之后，地方政府大多采取上调运价和发放补贴的方式去化解矛盾。这剂药方虽然能暂时平息事件，但弊端颇多。首先，措施没有触及出租车行业的核心问题，“份子钱”仍在，积弊累计之后，产生的破坏力无疑将会更大，这是各级地方主管部门应该仔细考量的问题。其次，上调运价和发放补贴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加大了公众的负担，让纳税人买单。这体现了一些地方主管部门无视公众利益，极力保护部分垄断利益的惯性思维。

　　其实，从分配链条的上端，比如从“份子钱”着手进行改革，重构出租车行业的利益分配格局，是完全可行的。从今年5月1日起，上海市就下调出租车“份子钱”，并减免部分税费，每车每月大概可减负350元左右。这无疑为出租车行业的改革撕开了一道口子。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方向并没有得到各地的效仿和推广。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打破既有的利益垄断格局所受的阻力之大。

　　尽管如此，必须强调的是，对社会分配不合理的环节进行纠偏，这是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加强分配制度改革中的重要一环，关系到社会的长治久安。因此，一些类似于出租车行业存在极端垄断的行业和领域，是躲不开市场化改革的。“主动变革比被动改变要明智得多”，相信地方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员能真正读懂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