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物价，靠管制是降不下来的

　　邓聿文

　　 物价的持续高悬，使笔者想起前些天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彭森与北京居民就物价问题的座谈。据彭森透露，国务院曾先后下发170余道文件给发改委价格司。彭森的本意是表明对百姓关注的物价问题，中央非常重视。但报道出来后，效果却恰恰相反，一些人用调侃的语气表示，“我们对政府控制物价更没信心了。”7月的物价走势证实了百姓的担忧。

　　 170余道文件为什么管不住物价？这个问题的确值得我们深思。要说发改委不用心那绝对是假。据彭讲，为抑制猪肉价格，国家还曾连夜签订购进合同，将平价肉投放市场；方便面利润本已较高还要涨价，政府立即出面制止；某日化用品企业号召全行业涨价，同样很快被制止，并领到百万元罚单；超市瞒天过海改价格蒙顾客，勒令整改之外，也要处以数百万元的罚款。不过，在笔者看来，答案或许就在上述举措上。

　　 国家抑制物价上涨的措施当然不只上述几条，也不只发改委一家，如央行今年就连续多次加息和提高存准率，但总的来说效果都不好，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今年通胀的成因复杂并互为作用和强化；二是包括发改委在内所采取的价格调控举措并未真正触及问题的本质，或者虽然也对症下药，但疗效的实现需要一个过程。

　　 就前者来说，去年下半年以来的物价快速上涨，首要因素是前两年为刺激经济而实行的宽松货币政策，无论是中国的4万亿刺激计划及其配套的天量信贷，还是美国为疲软的经济而实施的两轮量化宽松措施，其本质无非是大量印钞票，印钞的结果就是钱多物少。这种状况下，任凭你怎样去控制物价，都不可能让它不涨。

　　 此外，中国物价的快速上涨还包括以下几个原因：人力资本变贵，主要表现为农民工等低成本劳动力的工资上涨；物流成本居高不下，这是一个顽症，主要表现为路桥费、超市入场费、占位费等；税费过高，中国各种税费一般占到商品价格的1/3甚至一半以上；资源成本提高，土地、矿产等各种资源，由于其稀缺性及国家的保护，近年来价格都有比较大的上涨等。

　　 就后者而言，在政府的反通胀中，要么措施不对，要么力度不够。例如，虽然央行多次上调银行利率，但由于顾忌到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每次调幅不大，至今一年期存款利率相对物价还呈负值。而限价手段的使用，是一把双刃剑，即使撇开企业不减分量，当限价时间过长，企业自身无法消化成本时，其理性选择就是减少市场供应。过去商品的价格虽然贵点，但还可以买到，限价后消费者就有可能买不到此类商品了。所以，发改委最近不得不解除早先对食用油的限价令。另外，作为对物价调控负直接责任的发改委，也往往在控制物价的关键时期，听任垄断部门对水、电、气、成品油等事关百姓基本生活需求的资源进行提价，例如国际油价在最近几月连续下跌，但国内油价一直维持高价，发改委价格司负责人还说什么 “不具备降价条件”，这就使得政府控制通胀的努力大打折扣。

　　 物价的上涨是一个市场问题。因此，政府应该契合和尊重市场规律，通过市场供需调节来维持价格总水平的稳定。政府的作用只是在市场的基础上，引导生产者或消费者去增加供给或需求。以肉价为例，在人口不变的前提下，人们对猪肉的需求大致稳定，肉价的快速上涨主要是由供给造成的，即去年肉价便宜导致部分养猪大户和企业不养猪致使生猪市场供给减少，这种情况下解决的办法是恢复农民对养猪的积极性。比如，增加对能繁母猪的补贴，减少屠宰税，降低养猪的物流成本，加大对生猪的收储等。当然，由于养猪有一个时间问题，在这个时段内，生猪还形成不了现实的供给能力，政府可做的就是将早先储存的平价肉投放市场，以平抑肉价。

　　 总之，只有从支持和发展生产入手，才能有丰富的产品供应市场；而供应量反弹，价格就会有所回落。这是市场供求规律自发作用的结果。

　　 170余个文件管不住物价，暴露出当前宏观调控的肤浅性。如果政府不愿去做好减税、降物流成本、提高工资收入、打破垄断等关乎物价的基础性工作，不愿遵循市场的规律，而是只用价格管制之类的行政手段去防通胀、控物价，是不大可能管得住物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