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曙松：通胀拐点是否来临取决于三个因素

　　本轮通胀的复杂性表现在周期与趋势因素的结合、国内与国际因素的叠加，治理难度较大，并呈现新的特点，这有可能迫使紧缩政策进一步延长，从而加大政策局部超调的潜在风险。

　　我国经济正在向政策预期的方向运行，经济增长正逐步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转变。时下为何有“硬着陆”的疑虑?除了美国债务危机和美债评级下调、欧债危机等带动的金融市场动荡之外，宏观经济方面出现的一些新动向同样值得关注。

　　首先，货币政策作为典型的需求管理政策，其政策效果的显现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通常加息之后的效果在三四个季度以后才能显现出来。去年3季度以来加息的累积效应将在三季度开始显现，四季度将有明显的显现。

　　其次，这取决于通胀的拐点，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策的拐点。本轮通胀的复杂性表现在周期与趋势因素的结合、国内与国际因素的叠加，治理难度较大，并呈现新的特点，这有可能迫使紧缩政策进一步延长，从而加大政策局部超调的潜在风险。

　　通胀拐点是否来临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货币紧缩导致经济平稳减速，这可能在三四季度逐步成为通胀下行的推力;二是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所产生的通胀预期效应和实质性拉动作用何时减弱;三是劳动力成本持续上涨将成为通胀的持久拉力，何时出现下降拐点，尚无迹象。综合而言，下半年支撑通胀的三个因素中，只有货币因素存在下降可能。

　　再者，紧缩政策往往容易产生非对称性效果，对不同区域、行业及企业产生“旱涝不均”的影响，这较高的增长本身即蕴涵着结构性的不平衡。例如大型企业通常具有较强的谈判能力和获得信贷的资源，即使在信贷总量收缩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较为容易地获取额度，从而挤压了中小企业的贷款需求、提高了其资金成本。

　　那么，如何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按照目前的形势，下一阶段的政策应在保持控制通胀首要目标不变的同时，灵活调整力度与节奏，保持一定的前瞻性，防止紧缩政策的滞后性、累积性及市场效应的叠加。在保持宏观政策紧缩基调的同时，对特定的领域进行适当的“定向宽松”，这包括保障房的建设、以及地方投融资平台等项目的支持。

　　从根本上说，要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与经济转型，为经济增长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在外部市场动荡的环境下，要重点拓展内需，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将社会资金更多引入到实体经济中，放松一些门槛较高的行业的准入管制，为经济增长培育新的增长点。

　　(本报记者 熊建整理)

　　（责任编辑：孙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