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开放来回应暴力安替

　　

　　安替

　　英国保守派的媒体如《每日快报》、《每日邮报》的评论员呼应保守党政客，要求对黑莓、推特、脸书等新媒体进行管制，以防止年轻人串联快闪制造骚乱（Flash mob）。在他们眼中，智能手机发的不是短消息，是手雷。这立刻让人想起，几个月前，英国这些保守派的报纸曾和自由派报纸一道，欢呼推特和脸书在中东革命起到的正面作用，还有他们对沙特等中东国家限制黑莓加密所持的反对态度。信息自由，难道“在埃及叫人家小甜甜，在伦敦就叫人家牛夫人”？保守媒体的这种双重标准也开始让人反思，快速信息流通对社会稳定到底是什么作用？

　　总的来说，社会媒体如黑莓消息机制、推特、脸书和中国的微博(http://weibo.com)，对社会运动的主要作用是三个方面：“话语赋权”、“加速信息流”和“建立社会链接”。当然各种不同新媒体在这些作用上的程度各有轻重，但新媒体加速信息流的功能都很显著。评判信息流通加速对社会稳定的作用，在进行“到底算‘革命’还是‘暴动’这种价值评判之前，不妨看一看社会学家们对信息流通和平民暴动之间关系不带感情的中立研究成果。

　　最去意识形态的平民暴动研究，莫过于计算机模拟人对社会刺激进行反应。擅长计算模型的著名社会学家Josh Epstein在2002年发表了他关于信息流通和平民暴动关系的论文《模型化平民暴动》。他用计算机模拟人因社会因素的改变从“和平人士”一下变成“抗议者”的过程。对政府和社会的不满，是“模拟人”情绪愤怒的原因，但要他从愤怒者行动起来变成抗议者，有两个限定条件的约束，第一是周边的人的状态，越多的愤怒者和抗议者在身边，越容易让人激发抗议行动；第二是视野所及警方的部署，越少的警察在场，也容易激发抗议行动。而社会媒体如黑莓消息机制，能够让不满者聚集到同一个地点，造成最多的抗议者聚集、最少的警察出现的情况。

　　这就是在伦敦发生的情况：经济危机和失业造成年轻人不满，保守党政府却削减了警察开支，造成警力严重不足，而黑莓的特殊加密手段，让暴动者聚集增加胆量，而警方无法有效控制。

　　但有趣的是，其他变量不变，如果把模拟人的“视野”从零（就是信息控制到极端，任何人无法知晓周围是抗议者还是警察，人完全随机根据愤怒行动）逐步变化到最大（没有任何信息控制，任何人都知道哪里有警察、哪里有抗议者），就会发现暴动的频率和强度竟然不断下降。根据这个模型，在信息自由社会，因为对政府的不满，平民暴动依然间或存在，但强度、持久度要比信息不自由的社会要低，和平间隔，也要比信息不自由的社会要长得多。

　　2009年社会学家Garlick和Chili在Epstein的成果上接着发表论文《社会影响和宵禁对平民暴动的作用》，通过更加复杂的模型发现：限制信息流通，对暴力团体有着平暴的暂时效果，但却提高了非暴力团体的不满，总体抬高了暴动出现的可能性，佐证了Epstein的研究结果。

　　这么复杂的模型计算，翻译成我们熟悉的话语就是，Epstein认为，社会不满如火山，有出口肯定会爆发，但如果你试图限制人们信息流通，这种爆发反而会很频繁。Garlick和Chili的论文进一步论证，即便你通过切断信息流通从而暂时阻止了暴力团体的行动能力，但因为限制信息自由是双刃剑，你也激发了良民的不满，增加了潜在暴动者的数量，导致暴动更加频繁。信息自由是这个时代必须接受的“必要的痛”。挪威首相在爆炸枪击案的发言的确意味深长：我们只能以更多的民主和开放来回应暴力。

　　（作者系哈佛尼曼学者、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