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最可行的两条路

　　孙涤

　　美国的长程演变及中美战略关系（中）

　　4.美国内部的头痛问题

　　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里，美国人将不得不匡正自己在过去十年闯下的“3D”大祸（Debt、Deficit、Dollar），即如何解决欠债深重、财政赤字、美元疲软的问题，并考虑怎样用另一个D（De-leverage）来降低杠杆率，把风险恢复到可控水平。

　　鉴于美国民众沉湎于透支消费、福利与薪酬居高不下、拒绝承担更多税负，而政府只能靠举债支出，加上受利益集团操控，那么对于美国来说，通胀、货币贬值、失业率高企、贸易摩擦、全球化退步等，都不难想见。

　　例如，奥巴马施政中首推的医保改革方案，在国会的通过就困难重重。2009年1月马萨诸塞州参议员补选时共和党候选人布朗意外胜出，形势由此大变，因为他所赢得的参议院那第41席具有决定意义，共和党就此赢得了所谓的拖延阻挠议事权（filibuster），可以迫使民主党的提案胎死腹中。

　　跟踪这个案例来观察“拖延阻挠”是怎样制约公共政策的，能够帮助大家了解美国民主体制面临的困境。

　　“拖延阻挠”战术的基础是美国参议院常设规则第22条，它规定参议院通过议案需要经过充分论辩，只有在“相当多的多数”（目前为五分之二）认为辩论已经充分后，方能进入表决程序。议案的反对方因此可以运用自己的发言权作旷日持久的辩驳，采取拖延战术使得直到会期结束还不能发起表决，从而迫使议案流产。

　　这种战术原来只是偶尔一用，从美国建国之初到南北战争的70多年间，平均十年才仅有一次；直到上世纪60年代，参议院对议案的辩论采用此法的，也不过10%而已；而现在的参议院几乎是无时不用，凡有可能就用。

　　美国参议员为每州两名，不管该州居民的多寡。例如，加州的一名参议员代表着1900万人，而阿拉斯加州的一名参议员代表的却只有25万人，但有着相等的投票权。我们假设出现极端情况时，20.5个人口最少的州的参议员联手就可以封杀国会任何一个议案，而这些州的居民加起来只占全美人口的11%，比加利福尼亚一个州的居民还要少！

　　美国的问题，说到底，和罗马帝国衰败的原因类似，不是被竞争对手超越，也没有强敌压境，而是“民风”的懈怠和利益集团相互牵制造成公共决策的瘫痪，即“内耗”所致。

　　美国民众享有世界最高级别的收入水平，人均能耗在全球平均的五倍以上，还孜孜以求物质享受。近年来储蓄率更降到了负值，靠透支消费，借的竟是中国这样发展中国家的辛苦钱。美国基层劳动力竞争力趋弱，从他们对基础教育的态度就能看明白，大学以前的美国学生每年读书时间比中国少了近50天；每个星期在学校学习才32.5小时，比看电视玩游戏的时间还少；其中训练读、算、写等核心能力的时间就更短了。美国教育部长自己都承认，美国中小学生学习基础学科的学时比亚洲的学生少了60%。

　　生产力不足以支撑其高收入和更高的消费享受，是当前美国根深蒂固的问题。全球化竞争的压力下，产能不断转移到新兴市场并在那里建立新制造基地的过程，也是美国丧失就业机会的过程。可以预见，即使这次经济得到复苏，美国失业率仍会居高不下。许多优秀企业从危机中趁势解聘低效冗员，它们是不会再贸然增聘员工、重蹈困境的。因此，如何创造有满意薪酬的就业机会，成了政府最严重的挑战。

　　5.难题的诊治

　　问题是，美国人对以往的成功习以为常后，倾向于相信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上帝赐予的”，生活质量只能提高不可降低，否则罪责就在政府（或别国）。政客为了获取选票，多方敷衍。别说老罗斯福和小罗斯福时代政治家比较坦诚的言论会大失选票，就连里根总统讲过的一些“大白话”现在也不再能听到了。

　　比如里根常讲的，美国“没有什么穷人，只有不幸的人和懒人”，意即你如果肯努力的话，除非病残，总能自给自足。如今再没哪个政客敢讲了。就连肯尼迪曾讲过的名言，“别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问问你能替国家贡献点什么”，显然在政治上也已很不正确了。总之，现在美国人普遍寻求的是“国家能为我做什么”，“我替国家做点什么”则免谈。

　　结果民众的依赖心日重，国家机构日趋庞杂，而消耗的资源也越来越多。里根打出“小政府”的旗号后，这个趋势反而变本加厉地加剧了。评测政府在国民生活中的“权重”，公允的方法是测量政府消耗的资源——财政支出和人力占用——占GDP的比重。以此衡量里根时代政府实质上有较大扩张。里根总统悟出一个道理，人们希望不劳而获，通过政府来转移享用其他人——邻人的、子孙的或外国人创造的财富，却憎恶由自己来埋单，不愿意付税还债。

　　于是从里根政府开始，政府大肆发债来支持预算（主要是军备）的大幅增长，赤字财政自此一发不可收拾。两党诉诸的方向尽管不同——民主党主张政府主办各种社会福利计划来重新分配所得，而共和党则靠扩张军备和管束人们的行为来建立国际秩序，替美国工商利益特别是军工能源集团开道，都导致了政府权力的扩展。

　　共和党所谓“小政府”或“问题就在政府”的说辞，不过是为了避免当期税收或者为了当期减税而已。两党不同方向上的赤字预算酿出了目前的困境：2010年的财政赤字超过GDP的10.6%(大萧条深重的1933~1936年，才不过占GDP的5%)，平均一个美国人要负担4400美元；累计财政负债达到了GDP的64%，到2015年将扩增到6万亿美元，很可能还会节节上升。而真实亏空应该是60万亿美元，即GDP的3.5倍~4.5倍。政府所承诺的大项目开支，如已有的社会保障计划、医保计划、退伍军人计划、基础设施维护等，经费都还远没有着落。至于公众的总债务，也达到了GDP的63%（2012年将为73%）。

　　民众没有谁愿意增加税负来填补政府的亏空。奥巴马政府提出要增加最富裕家庭（年收入超过25万美元家庭）的所得税，落实了也只能弥补1%~1.5%的财政亏空。美国即使立即停止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预算开支也只能下降5%不到。因此在算术上，增加中产阶级的税负势将不可避免，但在政治上这却完全行不通。虽然美国各级政府的赋税占了全国GDP的28%~30%（其中联邦政府为17%），比起欧洲的平均水平低了至少有10%，但要是哪个政党敢首先提出增税，立马会丢掉执政的权力。

　　增支不增收，结果只能把亏空往后推。政治上方便的做法，就是不断扩大举债的规模。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议会高达76次抬升了国债额度的法定上限，把国债规模提高了八倍之多。

　　结果是，要弥合美国政府的巨大亏空和民众的收支鸿沟，恐怕只剩下最可行的两条路：货币贬值和美元汇率贬值。从平衡美国国内各种利益和势力集团的角度来看，这两条途径最方便也最可行。历史经验和学理认知都说明，通货膨胀和汇率变动都导致社会财富在不同人群和不同地区及行业之间的重新分配。简单地说，通货膨胀把财富从积累者搬向积欠者，汇率升值则把国际收支盈余方国内的财富从贸易部门搬向非贸易部门。

　　想到在美国累计的国债里，中国政府拥有的竟超过了20%，真让人有点无可奈何。

　　（作者系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