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溢油索赔”诉讼进行时胡雅君 刘倩伶

　　本报记者 胡雅君

　　实习记者 刘倩伶 北京报道

　　国家海洋局在渤海漏油事故发生两月之后，终于走出了诉讼的第一步。

　　国家海洋局网站8月16日公布《关于公开选聘渤海溢油索赔案件法律服务机构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公告》称，面向全社会公开选聘以1家法律服务机构为主、3至4家法律服务机构为辅的法律服务团队，代理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诉美国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一案。

　　记者多方采访了解到截至目前北京环助律师事务所已决定应聘。该所执行副主任戴仁辉表示，目前正在准备律所的资质证明材料，以便在20日报名截止前及时递交。

　　采访中也有律师界人士坦言海洋局招募的条件太苛刻，真正达到者寥寥，并且下一步即使展开诉讼，也应该引进NGO、专家等民间力量参与法律诉讼环节。

　　独立研究机构司法高等研究所司法研究中心主任李刚此前曾考虑，如果国家海洋局不提起诉讼，他将以行政不作为起诉国家海洋局。

　　他承认国家海洋局此举值得赞赏，但更多惋惜“在这之前，有些损失本可避免”，但由于法律缺失、监管无力、部门之间缺乏协调等原因，生态损失“被扩大”，渔民利益“被伤害”。

　　对此间种种记者试图采访属地监管方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办公室当班人员称，新闻办主任刘凤林“已经出海，没有信号。先把采访提纲发到邮箱”，因此进一步的消息只能延后。

　　律师团门槛

　　《公告》称，应聘机构应具备11项资质要求，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法律服务机构；应具有涉海案件的代理经验，近5年代理的涉海案件胜诉率不低于80%；应聘机构应拥有从事环境、资源索赔案件的专业律师和办理海洋类案件的专业律师等。

　　独立研究机构司法高等研究所司法研究中心主任李刚认为，该案关系重大，要求高素质律师参与可以理解，但资质要求部分条件“似乎不尽合理”。

　　李刚举例说，比如要求代理案件胜诉率达到80%，而实际上，在他看来，律师服务客户的质量和能力，跟胜诉率没有直接关系。

　　对于《公告》要求应聘机构应拥有具有丰富涉外案件办理经验的专业律师，有较强的英语能力。他指出，此次渤海漏油案件将按照中国法律由中国法院审理，即使康菲公司提交证据有外文，按照法律规定也必须翻译为中文。对于国家海洋局要求律师外文水平较高，他认为我国有些律师在海洋诉讼方面业务水平高但不一定外文就好，即使外文不好也可通过翻译弥补，不能把这批人拦在门外。

　　此外，《公告》要求“应聘机构应拥有从事环境、资源索赔案件的专业律师和办理海洋类案件的专业律师”，李刚认为此案件为环境侵权案件，参与的律师未必需要对海事方面法律精通。

　　“《公告》整体读完，感觉条件过高，一些适合代理此案的律师可能无缘参与。”李刚表示，最早看到消息时，本想参与，但仔细对照报名要求，发现并未全部达标，只能遗憾地被“排除门外”。

　　为何只告康菲？

　　“为何只告康菲一家？难道中海油没责任吗？”在北京理工大学司法高等研究所主任徐昕看来，此前国家海洋局的发布会上，只认定康菲为责任方其实已经预告了此后事故追责走向，将与产权方中海油“彻底绝缘”。

　　国家海洋局海洋环境保护司副司长王斌在此前发布会上曾表示，依据《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条例》和《海洋环境保护法》，在石油开采生产作业中，溢油事故的责任由作业者来承担。

　　而康菲公司是在我国境内注册的独立实体，也是发生此次溢油事故的蓬莱19－3油田的作业者，应该承担溢油事故的法律责任；至于中海油在此次事故中的责任，王表示，要根据其与康菲公司签订的石油合同确定。

　　对此全国律师协会环境与资源法委员会委员夏军称，“按照中海油与康菲的合同确定中海油有没有责任”这个说法本身就是错的。

　　他指出，《侵权责任法》第68条明确规定“因第三人过错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向排污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第三人请求赔偿。排污者赔偿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

　　“此次事故中中海油是第三人，如果中海油对于作业者康菲公司存在监管不力等过错，就应承担赔偿责任。”夏军指出。

　　夏认为，按上述条款，康菲公司无论主观是否过失，都对后果承担“无过错责任”，而中海油则承担“过错责任”，

　　即如果中海油确有主观过错，即使二者在协议中写明中海油免责，也无法对抗被侵权者的索赔要求。

　　“被侵权者完全有权向中海油提起诉讼。”夏军强调， “蓬莱19-3”油田中海油拥有51%权益，属控股方。按照国际惯例，产权方比作业方承担更大责任。他以墨西哥湾漏油事件为例，事故由BP公司的作业方瑞士越洋钻探公司引起，但在最后责任承担上，BP公司为此事件付出200亿美元赔偿代价。

　　引入第三方监督

　　“无论最后选哪个律所，都应该适当吸收环保公益组织参加。”徐昕建议。

　　徐的理由是，在诉讼过程中，律所受商业利益和政府部门压力影响，很可能“只听国家海洋局指示，忽视公益诉求”，而案件本身涉及众多公益问题，对于生态灾难相关索赔方面，海洋局可能关注有限。

　　决定报名参选的北京环助律师事务所执行副主任戴仁辉指出，按照我国法律规定，环保NGO可以代表公众提起公益诉讼，提出停止侵害和恢复生态的要求，但无权代表公众利益主张赔偿。

　　考虑到这一点，在具体的参与方式上，徐昕建议，环保组织可以作为法律服务机构的一部分，帮助海洋局进行诉讼。“在这当中，利益中立的环保组织可以起到一个第三方监督制衡的作用。”

　　在后续索赔上，除了引入环保NGO力量，戴仁辉还呼吁，让专家也以独立身份参与到污染事故调查损害鉴定中。

　　戴介绍国外对于此类重大环境污染事故，通常是请有关专家参与事故调查，让其以专家证人身份出庭，专家根据自己的研究说明污染的损害程度，最后由法官综合裁决。

　　他建议对于此类重大且技术复杂的海洋污染事故，应成立专家委员会，通过专家意见评估损害赔偿额度。

　　监管之问

　　“6月份出事，7月份公告。”李刚指出，事故发生第一时间信息披露被严重忽视。据他了解到，受此次事故影响严重的河北昌黎县，在6月污染发生之后，发生大量贝类死亡，但当时渔民不能确定污染源自哪里，对死亡的养殖产品也没有作为证据保留下来。

　　等到7月海洋局发布漏油事件，渔民意识到损失原因，想要索赔，但缺少证据，难以求偿，“这个损失谁来负责？”

　　李指出，事故发生后信息公开严重滞后一定程度上和我国法律规范缺失有关。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虽然规定政府对于重大公共事件应对处理的情况要主动公开，但条例未有具体处理细则和解释，要公开哪些应对处置信息，何时公开及公开频率都未规定。

　　此外，《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不公开、延迟公开、公开错误信息、拒绝公开这类事件也缺乏明确有力的处罚手段。

　　业内人士指出，在重大事故信息公开方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突发事件应对法》、《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和处置办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中，对于重大事故只着重规定要上报，但对何时告知公众、怎样告知，也无程序性要求，对于瞒报更无追责性条款。

　　“不仅仅是法律问题，还有监管体制问题。”夏军指出，在污染事故后续索赔中，当地渔民要索赔，离不开海洋局对污染的监测数据，更离不开农业部的调查报告和鉴定结论。

　　“这些暴露出的中国海洋污染事故应对处理的缺陷。”夏指出，在我国，环境部、海洋局、海事局、农业部、军队、环境部，五个部门都负责一定的海洋监督管理职能，部门之间互相封锁、互相掣肘，最终污染受害人成为牺牲品。”

　　他建议国务院应成立应对重大环境事件总指挥部，日常办事机构可设在环境保护部，以整合协调环境监管、事故处置各部门的资源，提高事故应急处理能力。

　　“填补法律漏洞和改变监管体制设计是长远之计，目前可以立即做的，是海洋局对康菲和中海油进行行政处罚”。徐昕认为，对于海域污染的监管和处罚是国家海洋局责任，相比索赔诉讼周期长、程序复杂，行政处罚更方便快捷。

　　“为什么只做难的诉讼呢？尽快把容易的行政处罚赶紧做了吧。”徐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