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钉”和“国民”

　　

　　我曾经有一张“Peter Paul & Mary”乐队1962年推出的同名黑胶唱片，那是他们第一张专辑，收录了《500英里》（500 Miles）、《花儿都到哪里去了》（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等民歌经典。唱片封面很普通：彼得与保罗手拄吉他两旁侍立，玛丽居中手执鲜花端坐吧椅，背景是一面红砖墙，拍摄地点是设计公司“图钉工作室”。拍摄的时候他们尚藉藉无名，这个在平面设计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设计团体已如日中天。

　　作为一个商业设计机构，“图钉”显得文艺范儿十足。他们不但从事一般的商业广告设计，还做了很多戏剧、音乐演出海报；小说、诗集、杂志封面和插画甚至唱片封套设计。

　　今年，纽约图钉工作室回顾展先后在北京和深圳展出，让人得以全面地感受这家擅用拼贴与整合各种艺术风格的平面设计先驱那自由活泼的设计魅力。在“图钉”活跃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平面设计的主要方式还是靠手绘，令彼时的设计师看起来比今天更有艺术家味道。而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不是他们毫无顾忌无所不用的拼贴本领和拿来精神；不是充满文艺情调的审美趣味，而是对每一个表达对象深入骨髓的了解与尊重，并通过设计把这感受完整地表现出来。在“图钉”设计师笔下，不少作品已脱离商业的初衷，进入艺术的境界。

　　早些时候还有另一个关于平面设计的展览《国民·公民·人民：20世纪中国平面设计文献展》。这个展览非常系统地梳理了过去一百年平面设计在中国人生活中留下的痕迹：1949年以前，主流是以美女为主要表达对象、福禄寿喜等传统价值观为主要表达诉求、生活方式中西结合的商业广告；1949年以后，是无所不在的政治宣传；近二十多年来，则体现为渐趋个人表达、“设计味儿”越来越浓的文字+图形游戏。

　　通过这两个展览，能以管窥豹地归纳两国设计师的不同态度。一百年了，平面设计在中国天翻地覆，但没有在哪一个时代真正反映出何为“国民”、“公民”和“人民”；而在图钉工作室的种种设计品中，“人”始终占据着核心的位置。相较于所处的环境，“图钉”设计不但从风格上开创局面，更与时代的每一个火花热烈拥抱，甚至主动参与到社会变化、流行文化发生的微观细节。在中国，平面设计向来只是时代的附庸、主流价值观的吹鼓手。1990年以后，又出现了人格分裂般的两极分化：客户诉求主导的商业化设计和以“平面设计在中国”平台为代表的非商业设计。后者在某程度上成为一些没做成艺术家的设计师最后的遮羞布，甚至刻意保持和社会现实的距离。

　　所幸，再强大的主流对面也会有微弱的非主流存在。譬如近期微博(http://weibo.com)上流传据称是北京服装学院学生“LILMONSTA”因为郭美美事件、温州动车事件而设计的“I'M READY TO DIE”T-Shirt，就是野草般存在的民间创作。这样的设计不见诸评奖、展览、年鉴，但将存活于人们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