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自救恐难突围 外部求解渐入视线

　　陶冶

　　记者陶冶在欧美债务状况恶化和复苏乏力的双重夹击下，过去四周全球股市市值已累计蒸发8万亿美元，而笼罩在全球金融市场上空的阴云仍然不见消散迹象。本月2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总裁约翰尼斯·华特文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称，全球金融体系正在面临一场可能比2008年危机影响更为严重的新危机，而这一危机已经超出发达国家能力范围。他认为IMF有必要设立一个新的债务便利工具，以安排中国等外汇储备充裕国家为欧美等资金匮乏国提供融资。华特文的提议将探索当前危机化解之道扩展到欧美国家以外，这一全新视角引发了业内人士的高度关注。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副所长殷剑峰23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现有讨论中，华特文的提议令人耳目一新，且有一定建设性。目前美欧面临的根本性矛盾确实很难在这两大经济体内部寻求彻底解决，而包括中国在内的资金充裕国家也面临投资渠道匮乏等问题。如果能够建立一个好的机制，在保障供给方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引导现金流在全球的合理流动，这对于资金供需双方都有好处。

　　化解危机超出欧美能力范围

　　 曾在1973年到1978年间担任IMF总裁的华特文在文章中称，眼下欧元区国家领导人已经使出各种政治上可行的方法来对抗债务危机，而欧洲央行及美联储迄今所做的努力也已经接近其能力上限。殷剑峰认为，政策应对无法见效的主要原因在于欧美两大经济体内部根本矛盾很难通过自我调整寻求解决。

　　在高财赤与高债务表象的背后，美国面临的真正难题是实现结构转型、提高居民储蓄率以及应对美元国际地位下降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不能简单归咎于美国人超前消费的习惯，其根源在于美元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中所处的支柱性地位给美国经济带来的负面作用。“美元霸权地位在给美国带来很多好处的同时，也要求其承担为全球提供总需求的责任，其代价就是经常项目赤字上升和储蓄率下降。”殷剑峰说。“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与金融格局的变化使得美国越来越无法承担作为几乎是唯一主要货币储备国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为美元的全球责任减负是解决美国问题的根本出路，而这显然不能靠美国自己来完成。”

　　至于欧债危机迟迟无法得到解决，主要原因在于两个结构性矛盾。一是欧元区由17个主权国家组成，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所以会出现富国不愿意救助穷国的情况，致使其一再错过危机解决的最佳时机；二是欧元区核心国家德国是出口导向型国家，无法为欧元区提供总需求。毫无疑问，期待欧元区凭借自我调整解决上述两大矛盾相当困难，即使存在这种可能，也注定是相当漫长的过程。对于眼下急需资金的重债国家来说，可以说是远水难解近渴。

　　欧美减负依赖人民币地位提升

　　 在美国财政捉襟见肘且国债信用遭到质疑的情况下，中国目前的美债投资具有一定“被迫”色彩，因为在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很难找到美元或美债以外更安全的投资目标。因此，中国总是担心美国会通过美元贬值、输出通货膨胀等抵赖债务，而美国则担心中国可能随时中断对其国债的支持。殷剑峰认为，中美在资金供给上的互相猜疑与防范就是起源于中美之间缺乏某种货币安排的稳定关系。如果如华特文建议的那样，设立一种机制来稳定这种货币关系，或者在中美之间达成一种安排，为中国投资美债提供某种安全保障，那么中美双方就能够各取所需。

　　“最简便的做法是在债务安排上约定以人民币而不是美元计价，或者通过某种机制来体现人民币的作用。”他说。有了这种保障，中国充裕的资金在为美国经济添薪助燃的同时也规避了汇率波动的风险，并且有望像美国在二战后通过马歇尔计划提升美元地位一样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大踏步前进。从更深远的角度来看，美国帮助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还可以让中国帮助其提供总需求，从而降低美国目前被迫承担的任务，进而缓解其经常项目赤字高企以及储蓄率下降等问题。“具体而言，美国可通过在贸易结算中主动使用人民币以及安排或促成包括原油在内的国际大宗商品在一定程度上以人民币计价等方法来帮助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殷剑峰说。

　　至于欧洲，虽然其解决问题的思路与美国有所不同，但不变的一个事实就是中国的确能为其提供其目前最需要的资金。如果能够通过某种机制来切实保障债权人利益，比如确定更合理的计价货币（如人民币）以及约定担保抵押条件等，那么中欧之间同样可以达成双赢。

　　从想法到现实面临重重阻力

　　 无论是华特文的提议，还是通过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来为欧美减负，这些看起来会带来双赢或多赢格局的想法短期内却注定面临重重阻力。

　　一方面，尽管从长期看，让其它货币帮助分担美元责任有利于美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并实现可持续财政，但让美国接受放弃美元霸权地位的想法却是相当困难。这是因为，短期内帮助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就意味着美元地位的下降，而这必然会导致其融资能力下降，这是习惯了“本国人消费、外国人埋单”的美国人难以接受的。

　　另一方面，对于中国来说，人民币国际地位提升在帮助中国在国际经济与金融舞台占据更主动地位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更多的责任和成本。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要分担部分全球总需求。对于仍然较大依赖出口的中国来说，短期内实现由出口导向转向内需驱动的结构转型，势必要经历出口企业受挫和就业状况恶化等短期阵痛，其间也不可避免地面临这样或那样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