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善璐回京

　　本报记者 王海平 南京报道

　　南京任上抓科技的经历，给北大带来想象空间

　　 8月23日晚，北京大学官方网站上公布了重大人事变动：原江苏省委副书记朱善璐重新回到北京大学工作，担任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一职。

　　 再有三个月，朱善璐将满58周岁。从北大毕业到留校工作，到北京海淀区委书记，再到北京市委常委、教育工委书记，这位曾在江苏政坛先后担当南京市委书记、省委副书记的官员，此次回归教育系统。

　　 2008年2月，朱善璐从北京南下接替升任江苏省长的罗志军出任南京市委书记。

　　 “到机场接他的时候，就发现他的行李很简单，只有衣服和书。”南京市委办公厅常委秘书处的一位官员告诉本报。

　　 朱善璐上任后烧的第一把火是吏治。2008年2月27日，在朱履新两周之际，中共南京市委决定：对政府所辖47个部门的“一把手”进行公推公选；不仅如此，还单独拿出了4个部门正职进行演讲辩论，并通过电视直播向公众公开。这样的干部选拔方案创下了三个全国第一。

　　 受邀前来观摩的中组部一位退休老领导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曾说了一句：很好，有创意。

　　 “他（朱善璐）当时意识到制约南京发展的深层次原因之一，就是整体缺乏创新的干部队伍。”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贺云翱说。

　　 不可否认的是，南京这座历史文化背景深厚、科教资源发达的城市，却始终没能将自己的科教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江苏省委主要领导曾多次指出，南京最大的资源就是科教资源，完全有基础、有条件走出一条有别于其它地区的路子。

　　 “南京有良好的基础，每个单项都是前几名，但不一定拿金牌。”朱善璐认为，南京的发展需要一个提纲挈领的根本动力——足以驱动任何单项优势并将它们“拧成一股绳”。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朱善璐也提到了创新。

　　 从1998年到2003年，朱善璐在北京任海淀区委书记。海淀区是高校、科研院所高度集中的地区。作为中关村的创建者之一，他对“产学研”结合这一科技创新中的经典命题了如指掌；而之在北京大学任职的背景，朱对科教资源也十分熟悉。

　　 2008年最后三天，朱善璐率队去苏锡常三地调研，专门考察学习三地“产学研”结合的做法。

　　 “大家‘很受刺激’。”南京市委办公厅经济处的一位官员称。常州在只有一所本科院校的条件下，近年来已经争取到中科院的11个分所以及研发中心落户，带动了一大批产学研项目落地，并逐渐转化为产业。

　　 “别人资源、人才少，却取得了成功，而我们资源就在家门口，为什么没有别人做得好？原因在哪里？”朱善璐反复追问。

　　 朱善璐就任南京市委书记后调研的第一站就是南京大学、东南大学、中科院南京分院等高校和科研院所。南京大学一位经济学者回忆：朱善璐最关心的问题是科研成果转化在南京落地的比例、成果、真正形成了哪些产业。

　　 朱善璐认为，一个城市发展驱动力和模式的选择，要从自身特点出发，扬长避短。对南京而言，就是如何走出一条“富科教资源下”的独特创新之路。

　　 伴随这个命题，南京市科技局也迎来了建局史上调研最频繁的一年。“去得最多的就是三个地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关村”，科技局办公室的人士告诉记者，利用曾在北大和海淀区任职的优势，朱善璐推动相关资源与南京的对接，主要形式包括共同建立研发中心等战略层面的合作，以及具体的项目对接和干部学习交流。

　　 随后，南京科技局在大部制改革中成为了“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一批专家教授被吸纳进来。

　　 与此同时，2009年4月，南京被科技部批准成为全国唯一的科技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

　　 “非技术因素的创新要比技术本身的创新更重要。”朱善璐曾说，科技创新的功夫在于制度、组织、管理、组织、服务、政策和环境的创新，包括人才的储备。

　　 执政南京的3年时间内，对朱善璐最大的考验莫过于金融危机。

　　 但北京大学哲学专业出生的朱善璐，却“一分为二”看问题。他曾对本报记者表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使得经济发展进入低潮期，却为改革提供了新的机遇，低谷期可以选取合适的领域推进改革”。

　　 朱善璐提出了利用金融危机实现南京发展的“弯道超越”观点。

　　 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的一位官员对本报记者表示，“当时经济较为低迷，市委定下的经济成长任务目标一度让我们吃紧。”

　　 后来实践证实了南京市委当时的预判。时任市经信委的主要领导对本报记者表示，南京不仅经济成长目标超额完成，经济转型也取得了预期效果。

　　 就在金融危机期间，南京与日本夏普公司签订了高世代面板项目，成为了南京重振电子产业的重要砝码。

　　 （本报记者李芃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