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反思的歧视

作者: ■本报评论员高初建

　　西安有位农民工，某天一大早和找工作的几个伙伴到木塔寨附近的永阳公园歇个脚，没想到突然来了几个保安把他们撵了出来，这让他又气愤又伤心（据陕西人民广播电台报道）。在此之前，有报道称上海也发生过拾荒老人乘公共汽车时被乘务员撵下车的事情。

　　免费公园、公共汽车，这些都属于公共场所或公共服务，是为城市中所有成员提供的。凡在城市居住者，哪怕是居住时间很短暂的人，都应该有权享用。农民工是城市的建设者，在各个城市中的建筑工地上，在修桥造路、挖沟清淤、环卫清洁等等又脏又累的岗位上，几乎都是农民工在辛苦的劳动。即使是拾荒者，他们将城里人随处丢弃的垃圾捡拾起来，集中回收，为城市的环境清洁做了不少事情。城里人应该有的权利，尤其是公共服务提供的权益，他们完全有资格分享。任何其他的什么人，根本无权剥夺他们的权利。

　　按中国的国情，如今住在城里的人，其父辈祖辈其实也是乡下人，也是农民。而西安的那几位保安，说不定自己刚从农村进城没几天。本是同根生，何以竟忘本？鲁迅先生曾讽刺某些中国人“人一阔脸就变”，他老人家没有想到的是，在“城市化”的今天，有的人离“阔”还远得很脸却已经变了。这种莫名其妙的变脸现象，很值得研究城市化的专家学者们反思。

　　城里人对乡下人的歧视，是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一客观事实在主观意识中的反映，是社会不公平的某种突出体现。而这种歧视的根源，既有某些城里人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傲慢，更主要的是社会风气的上行下效。据西安那几位保安说，不让农民工进公园的一个原因是“咱们这边正对的就是高新管委会，各位领导都会有来有去”，因此怕农民工“形象不好”让领导生气。看来，保安们的确有他们的难处——如果城市的领导们忽视、漠视农民工，不尊重“外来人口”应有的权益，甚至下命令随时“清理”“有碍城市观瞻”的人，下面的人不歧视农民工才怪。

　　2009年，美国《时代周刊》曾将中国农民工作为一个群体登上封面。有评论者认为，《时代周刊》是以中国农民工为代表，以此表明只有中国提供的低成本劳动及其廉价商品才能满足世界的市场需求，并使中国成为拯救全球经济的“救世主”。我以为，不论《时代周刊》编辑先生们的动机是什么，选择农民工作为封面人物，至少证明这个群体有其特殊性。事实上，相对于城里的“中产阶级”或“有产阶级”们来说，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拾荒者们，无房、无车，无医疗福利保障，子女上学困难，今后在城市里“老无所依”，简直就是“无产阶级”。假如，当他们在为城市付出了汗水、血水之后还要流下委屈的泪水，假如当他们辛辛苦苦工作一天之后连在免费公园中休息一下都不行，连乘坐公共汽车都会被撵来撵去，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两年前，有人无法接受乞丐和拾荒者到杭州图书馆阅览，找到褚树青馆长投诉，说允许乞丐和拾荒者进馆，是对其他读者的不尊重。褚树青回答：我无权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您有权利选择离开。在我看来，褚馆长不仅是有教无类的大学者，而且是深知社会公正公平重要性的大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