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大局需要哲学思维 底在何方、底在何时还需观察

　　金学伟

　　[ 任何一轮趋势都是持股者与持币者“合谋”的结果。只有当持股者只愿以更高价卖出、持币者也愿以更高价买进时，一个好的上涨趋势才会出现 ]　

　　量子力学中有一个海德堡测不准原理，它是1927年由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在海德堡大学的一次实验后提出的。这一原理认为，客观实体没有一个绝对确定的物理值，而我们观测量子运动的仪器所发射的光子，本身就会影响量子的运动。因此，当我们对量子位置的测量越准确时，对其动量的测量就越不准确；反之，对其动量的测量越准确，对其位置的测量就越不准确。

　　相对股市来说，同样的客观存在，在不同人眼里，因方法、角度、立场、信仰、知识结构、经验等不同，得出的判断也会大相径庭。比如，当成交极度低迷时，趋势投资者会认为没有机会，因为成交量是股市的元气。价值投资者会认为是买进股票的最好时机。因为他们视成交量为水，量越大，股价的水分越多；在成交量极度低迷时买进，等于是买干货。

　　即使从同一视角出发，相同的客观存在也会让我们得出截然不同的判断。还是以成交量来说，当大盘成交量创出一轮调整的“地量”后，有人会从技术角度得出底部已现的结论，因为地量=地价。而以我的经验和理论看，真正重大且可靠的底部都出现在“成交量在极度低迷状态下的底背离”之后（相对下跌趋势来说，成交量的判断更应以成交股数为主，因为等量的股票在更低的价位需要的资金量更小；当然，如果成交金额也出现底背离则更好）。这一观点我从1993年提出，经过18年验证，几乎涵盖了一切重大底部。

　　为什么这一判断标准比地量等于地价能更准确地把握重大底部？原因很简单，“地量等于地价”只是从一个层面——持股者层面考虑问题。而“成交量在极度低迷状态下的底背离”则考虑了两个层次：成交量的极度低迷意味着持股者的卖出意愿已经淡薄；底背离意味着买进的力量开始增大。这样的考虑更能代表市场的本质。因为从本质上说，任何一轮趋势都是持股者与持币者“合谋”的结果。只有当持股者只愿以更高价卖出、持币者也愿以更高价买进时，一个好的上涨趋势才会出现。而地量的出现只代表持股者的卖出意愿已低到了极点，股价上涨具备了部分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而另一部分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需由持币者来提供。

　　可能性与必要性，是我们判断大势、把握大局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也是构成事物必然性的两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这方面，列宁曾为我们提供过一个范例。当年他和党内同志争论俄国革命的时机是否成熟。针对大多数党内高层认为革命时机尚未成熟的观点，他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革命时机成熟的标志是，“被统治者再也不愿按原来的方式生活下去了，统治者再也不能按原来的方式统治下去了”。前者回答的是革命的必要性，后者回答的是革命成功的可能性。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能的，才会等于必然的。这是当年在徽州读中学时，老师告诉我们的一个哲学思想。

　　这么多年来，我们专业投资机构、众多的专家之所以对大势与大局的把握屡屡出错，依我看，更大的原因不在他们的专业素养不高、专业知识不够，而在他们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考缺乏哲学高度，对何为必然性缺乏了解。

　　比如，从今年2月起，我们的专业机构几乎每个月都会猜一次本月或下月的CPI就是全年最高点，并以此作为判断大势和操作的依据。原因是他们都将CPI见顶与货币政策放松必然地联系在了一起。其实，先不论这一猜测的依据何在，是对是错，仅从必然性来说，即使CPI到顶，也无法保证货币政策放松。因为在货币政策放松问题上，有一个非常严密的逻辑链。这个逻辑链可简化为3个指标。

　　1.M2增幅稳定在15%以下。M2与社会对货币和信贷的需求密切相关，其增幅稳定在一个相对较低水平，标志着人们对银行信贷的需求大幅减少，即使放松，也不会大幅反弹；即使反弹，也有一定的容忍空间。因此，M2的增幅稳定在较低水平，为货币政策是否放松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2.M1增幅下降到11%左右。M1包含流通中现金与活期存款，它的增幅与社会经济的活跃度密切相关。M1的增幅过低，标志着社会经济活力过低，有必要通过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为它注入活力。因此，M1的增幅是否足够低，为货币政策放松提供了一种必要性。

　　3.CPI连续一个季度以上呈趋势性下降。从紧的货币政策从来与抑通胀这一政策目标紧密相连，因此，这个指标可用来衡量有没有必要继续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连续一个季度以上的下降，标志着通胀趋势正式结束，继续执行从紧货币的必要性消失，也为货币政策放松提供了可能性。

　　因此，只有当这3个条件同时满足时，央行才能根据具体情况来灵活决定，货币政策是否放松，货币政策放松的必然性才会具备。某些所谓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只会以一种悲天悯人的姿态，对政府决策说三道四、哗众取宠，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一个成熟理性的政府是如何决策的，他们极大低估了中国政府的思想和决策水平。

　　与此相同的一个问题是，在社会资金是否大规模流入股市上，也有一个必要性与可能性问题。这个问题可简化成一句古话：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

　　比如1999和2000年的货币供应量是近20年来增幅最小的时间段，但股市的资金却异常充沛。2001到2005年间，我国货币供应量（M2）以年均17.32%的速度增长，高于1999和2000年平均13.5%的增幅，但股市却连续4年资金短缺，价格下跌。原因是1999到2000年间，因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实体经济普遍不佳，社会资本的平均收益下降了40%，已大大低于股市的年均复合收益率。而2001到2005年间，实体经济很有赚头，随便做什么，都能赚个20%，比股市的年均复合收益率高出1倍！

　　从这2个案例可以看出，股市阶段性（几年范围内）的涨跌其实与社会货币总量多寡并无必然联系，起决定作用的是资金存在的方式和地方，而决定其存在方式与地方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就是两利相权取其重。

　　但是，股市收益率高于社会资本平均收益率，只为资金流入股市提供了一种必要性。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资金流入股市的可能性。

　　以日本为例，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经济活力不可谓不低，社会货币不可谓不充沛——其货币总量相对GDP的比值高达1.2倍以上，是各主要国家中除中国以外的第二高，而且政府还在不断地通过增发货币来刺激经济。但由于在泡沫化10年中，全国上下产生了巨大的债务链，因此，全日本都忙于“修复资产负债表”，大量的资金都行走在债务链上：野田还给龟田，龟田还给江海田，江海田还给A银行，A银行还给B银行，B银行还要去补它的窟窿，有余钱的也更多地将钱存入银行，以作预防，因此，全社会不仅固定资产投资低迷，股票投资也低迷。

　　我并不认为中国会出现当年日本的情况——事实上，在重大问题上，人类从不会在同一个地方跌跤2次，但有一点是不可回避的：经过2009年的信贷大宽松，许多本来不应投的项目投了，不应上的工程上了，不敢借的钱借了，留下了许多半拉子工程与半拉子项目。这些工程与项目，不继续投入就意味着先期的投资全部泡汤。要保住先期的投入不泡汤，又需要大量地追加投资。企业与个人的三角债问题也与日俱增，修复资产负债表比以往任何时候显得更重要、更严峻。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货币政策放松，可预期的股票收益率大幅度高于社会资本平均收益率，也未必会有大量资金流入股市。因为，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果连企业的存续都成问题，那么，即使有再高的收益摆在那里，也只能是看看。少赚甚至不赚，只是小害。企业无法生存、无法存续，才是大害。

　　目前，就宏观数据来看，M2的同比增长率已低于15%，但社会对信贷的需求是否会稍有放松后就大幅反弹，尚不确定。M1的增长率已下降到了12%以下，但只是首次，而且是月同比，表明经济的活力虽有实质性下降，但尚未降到无法承受的程度。至于CPI，则尚未给货币政策放松提供可能性。因此，在可预见的时间内，货币政策放松的必然性尚不具备。而且在专家学者们纷纷担忧货币政策“超调”时，央行却突然下发通知，提高存款准备金的缴纳范围，或许为我们释放了一个信息：央行货币政策的着眼点已从控制通胀的单一目标转向了兼顾防范金融风险。如此，则筑底行情的底在何方、底在何时？还需继续观察。

　　（作者为金证导航技术运营总监，邮箱：jinxueweish@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