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慢走出去的脚步

　　企业“走出去”要想降低风险，在加强文化整合的同时，还需尊重企业自身发展规律。

　　文|陈卫东

　　自“十五”开始，“走出去”成为了中国对外开放战略中的一个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2005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出现持续的高速增长，投资规模不断创出新高。中国社科院日前公布的《世界经济黄皮书》表明，2003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只有28亿美元，2010年已达400多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幅已高达70％以上。中国从一个资本纯流入大国正迅速转变成一个对外投资大国，我国企业从以往被收购角色逐渐变成资产收购者。

　　陡增的风险

　　商务部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目前已在全球177个国家、地区设立境外直接投资企业1.3万家，对外投资累计净额（非金融类存量）达到2457.5亿美元。在2010年上半年，中国作为收购方的并购交易额排在美国之后居全球第二位。知名咨询机构埃森哲在2010年底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08年1月至2010年6月这两年半时间里，共计120起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案例涉及总金额超过6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的份额排位迅速上升至第五位，中国崛起为越来越重要的资本输出国。

　　然而，我国对外投资出现重大亏损的报道正在引起各方面的高度关注，需要深刻反思和调整节奏。今年初利比亚政局发生动荡，中国政府调动各方力量紧急撤出了3.5万在利比亚承包工程经商的中国公民，让国人第一次感受到政府强大的全球动员能力，中国如此大规模地进入了遥远的北非市场，同时也感受到了中国“走出去”对外投资正在面临着何等巨大的风险。

　　近期有媒体报道称，2004年以来中国平安、中国铁建、中钢集团、中投投资等14家中国企业在海外巨额亏损的主要原因和亏损金额。6个项目亏损的原因是“期货/期权投资失误”，累计亏损257亿元人民币；4个项目亏损的原因是“遭遇金融危机”，累计亏损/浮亏573.9亿元人民币；2个项目“合同过于草率”，累计亏损60亿元人民币；还有2个项目的原因分别是“投资风险预估不足”和“产业发展判断失误”，累计亏损59.6亿元人民币；14个项目累计亏损/浮亏达950.5亿元，近千亿的损失令人触目惊心。

　　埃森哲甚至预言，在今后5到10年间，中国在海外的投资还会有一半沉没掉。

　　统计资料表明，中国对外投资的主体是国有企业。近十年来，大部分投资是通过央企对外并购实现的，并购多集中在石油矿产等能源与自然资源领域。国企“走出去”的效果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资本“走出去”的效果。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坦承：“目前，一些央企正在处理前一阶段由于并购不成功造成的大包袱，消化成本有的在几十亿元以上，这方面的教训非常深刻”。

　　“走出去”三因素

　　中国企业“走出去”是必然的选择，风险再大也要坚定前行，但必须要头脑清醒，战略明确，知己知彼，对自身的优劣和国内国际大环境要有清醒的认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前景虽然广阔，但亦荆棘密布，社会政治、政策变动、货币汇率、自然灾害、企业投资决策以及经营管理等诸多风险如影相随。面对这些风险，即便是具有丰富国际运营经验的西方跨国公司也须如履薄冰，对于尚处国际化运作初级阶段的中国企业而言，其应对难度可想而知。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必须对以下三个因素给予充分的重视，因为它们是能否成功更深层次的因素。

　　 第一，文化整合因素。世界并购数据统计表明，成功的并购只占并购总数的四分之一，跨国并购成功的比例更低。并购成功与否取决于公司整合是否成功，有一半并购失败是由于整合的失败，而文化整合是所有并购整合操作中最困难的。中国的国企，尤其是垄断行业的央企，由于其出生成长的独特环境，造就了独特的央企文化，这更增加了央企“走出去”成功并购的困难。

　　过去二十年，国企，尤其是央企的规模、资金能力和利润水平等硬实力得到了明显的增长，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进入世界500大的排行榜就是证明，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企业的软实力已经随着其硬实力的提高而有了明显的进步。他们一些在国内的“政治优势”，正在成为他们国外项目走向“滑铁卢”的诱因。

　　文化的融合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但首先要有融合的意识，要有意识逐步改掉一些长期非市场经济环境中形成的强势基因，否则“文化融合”将会始终是我们“走出去”一道门槛。

　　第二，尊重企业自身的发展规律。现代企业制度的发明大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使世界的财富得以迅速积累，人民的生活水准得到了普遍提高，公司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过去百年来，人们对公司理论进行了广泛且深入的研究，成功公司是有客观标准的，是有规律可寻的。只有承认这一点，我们才能参与市场竞争，才能融入世界。

　　企业家是企业的灵魂，没有优秀的企业家就没有优秀的企业。“走出去”是企业“走出去”而不是政府“走出去”，更不是国家“走出去”。但央企领导人对自己的定位首先是“官员”，因为他们不是被市场选择的而是由上级任命的，所以首先是对上级负责，评价他们是否成功不是市场说了算，而是上级说了算，对他们的激励首先是“官位”，而不是“经济”。

　　这也许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许多国有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主观与客观常常相背离，常把可行性报告变成“可批性报告”，在公司能力不具备、合同不完全了解、可行性分析不到位的情况下做出了巨额投资的决定。

　　中国的央企都是特大型的企业，领导人的任期更多的是政府的“行政周期”，而不是市场经济的“企业周期”。为了追求政绩，响应政府号召，追逐政策“风向”是最省事的，是最容易“闪亮”的行为。要想减少“走出去”的风险，提高对外投资的成功率，首先是要尊重企业自身的发展规律，政府监督和管制是需要的，但不是第一位的，第一位的是培育和激励企业家精神。

　　第三，新的世界政治格局正在形成，任何一国的经济都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立于全球经济而获得快速和持续的发展，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发展就是改革开放融入世界成功发展的案例。13亿人口的大国，30年以年GDP近10%的持续发展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

　　今天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实体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排在100位之后，而且人群的收入差距巨大；经济发展潜力依然巨大，而能源与环境的硬约束难以缓解。中国的后发优势不再明显，而后发劣势则是日益显现，中国进一步的发展更多的是要靠自己的创新，而非转型初期的模仿。制度创新对任何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都是艰难痛苦和长期的。

　　中国企业“走出去”，不仅应该让中国得益，也应该让世界得益，只有让所有相关人得益的项目才是风险最小的项目。

　　一个国家，一个企业不论多强大，可以为所欲为的时代过去了，“走出去”必须合作，必须多赢，而且必须有所畏惧，有所节制，这样才能走的长远。只争朝夕的“大跃进”模式，是我们风险的源头，而且有深远的文化与历史渊源。不讲客观规律的“大跃进”永远不会成功。发达国家对外投资存量与其经济有合适的比例是其整个发展历程积累的结果，中国在短短的十多年里对外投资存量就达到了占全球直接投资存量5.1%的规模，今后一段时间应适当做些调整，把步伐放缓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