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债危机给美国带来丰厚“效益”

　　

　　在欧洲国家主权债务危机仍旧蔓延和日本经济连续三个季度负增长的形势下，美国债务危机对不确定的全球金融市场和不稳定的世界经济复苏无疑是火上浇油。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不久前接受《周末澳大利亚报》采访时说，过去数周，世界从一场“杂乱无章的”复苏中走出，眼下正迈入更危机的新阶段。他认为，“多数发达国家已经用尽财政(政策活动)空间，宽松货币政策也已用到极致”，全球经济今后可能面临“全新且更危险”、最严峻挑战，决策者必须果断抉择、尽早行动以应对危机。

　　美债危机是早已埋下的定时炸弹

　　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经济体、最大市场和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美国债务危机仍殃及全球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走势。

　　美债危机主要是宏观政策所致

　　●40年来，美国36个财政年度出现赤字。目前，平均每个美国人负债4 .6万美元，早已深陷入不敷出的债务危机困境

　　1830年，美国还清了国债，这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实现国债为零。此后，美国多数年度都出现财政赤字，国债不断增加。综观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财政史，共和党执政期间，美国财政赤字急剧扩大和国债大幅度增加；而民主党执政期间，美国财政赤字较少甚至出现盈余。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经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维持了稳定的增长，各国货币中只有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以固定汇率与美元挂钩。1971年8月15日，随着美国公共财政因越南战争而陷入困境，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挂钩，浮动汇率制拉开了序幕。从此以后，美元继续维持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

　　英国《星期日电讯报》2011年8月14日刊登题为《放弃金本位是个致命的错误，我们现在正为其埋单》的文章指出：“越审视经济史，有个事实变得越明显，即这是现代史上最重要的政治决定之一。”文章认为：“如果不是这一决定，很可能我们将不会经历过去4年的危机，甚至能够避开不断困扰世界市场的一次又一次危机，我们也许不会面对经历的自2008年以来市场波动最激烈的几周。”

　　40年来，美国36个财政年度出现赤字，共和党人里根在1981年至1988年担任总统期间，大幅度降低富人税率被称为实施“劫贫济富”的税收政策，与此同时，实施“星球大战”计划，与苏联展开大规模军备竞赛，8年期间，财政赤字达到13387亿美元，超过从美国建国到1980年206年财政赤字之和。共和党人乔治·布什在1989年至1992年担任总统4年期间，美国财政赤字达到9335亿美元。民主党人克林顿在1993年至2000年担任总统期间，税收有所增加，军费开支有所减少，前5年累计财政赤字为6444亿美元，后3年出现财政盈余4303亿美元。共和党人小布什在2001年至2009年担任总统期间，在为富人减税的同时，发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除2001年仍有1578亿美元财政盈余外，7年财政赤字达到22719亿美元。到2011年5月16日，美国国债总额已从1992年的3万亿美元增加到14.29万亿美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 F)7月24日发表报告指出，美国国债已占其国内生产总值(G D P)的99%，预计2012年将达到103%。按3.087亿人口计算，目前，平均每个美国人负债4.6万美元。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6月份写给国会议员的信中指出，美国政府每花1美元，其中40美分是借的。包括国债在内，美国公私债务总额已高达55万亿美元，人均负债17.6万美元，家庭平均负债67万美元，而美国年度税收仅约3万亿美元，中等家庭年均收入约5万美元。美国已经深陷入不敷出的债务危机困境。

　　美债危机加剧特别是美国主权信用评级被下调，引起全球股市恐慌，8月8日被称为全球股市的“黑色星期一”，全球股市暴跌，至少蒸发数万亿美元。市场现在担心的不仅是美国经济可能走向二次探底或衰退，而且美欧债务危机可能把西方经济拖入漫长停滞期。

　　美元贬值损人利己

　　●美国利用汇率武器使美元大幅贬值，结果净赚3 .408万亿美元，相当于同期美国军费开支总和

　　早在1971年担任尼克松政府财政部长的约翰康纳利就坦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世界)的问题。”

　　美国利用汇率武器损人利己由来已久。有学者指出：美国人通过借债把危机转嫁给债权国，如果债权国抛售美债，美债价格必然下跌，从而导致美债缩水；另一方面，为了避免本币过快升值影响出口商利益，债权国又被迫购入美元打压本币汇率，这又导致债权国继续增持美债。总之，债权国被美国所绑架。

　　西班牙《起义报》2011年8月4日发表题为《为何美国和美元都不能倒下》的文章指出，控制和操纵资本主义世界“美元化”经济的是金融集团和跨国公司，它们以美联储和华尔街为基础，控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军工产业等的各项决策。美国采取美元阶段性升值和阶段性贬值的政策，在美国经济增速加快和繁荣期，美国提高利率，吸引全球大量储蓄流入美国，满足美国政府和企业之需；在美国经济增速放慢和衰退期，美国则降低利率，诱导美元贬值，损害债权国利益。

　　据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宗良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美元已经历三轮大幅度贬值。第一轮美元贬值发生在1973年1月至1978年10月。直至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财政部有义务与各国央行以1盎司黄金兑35美元的价格进行兑换。1971年8月15日，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挂钩，这被称作“尼克松冲击”。美国完全抛弃了金本位制，从而正式确定了美元在世界的霸权地位。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元贬值造成主要发达国家都陷入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所谓“滞胀”困境。

　　第二轮美元贬值集中在1985年至1988年间。英国《星期日电讯报》文章指出，对美元贬值形成决定性影响是1985年日美欧之间的“广场协议”，西方五国决定联合介入市场，抛售美元。当时的里根政府面临财政和经常项目的双重赤字，被迫以美元贬值来恢复美国经济。宗良认为，日元大幅升值和泡沫经济破灭，美国成功地击溃了日本对美国经济地位的威胁。

　　第三轮美元贬值始于2002年。美国通过操纵汇率，究竟赢得多少利益呢？据中国人民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向松祚研究，在2001—2006年期间，美国累计对外借债3.209万亿美元，然而，美国净负债却减少了1990亿美元，等于美国净赚3.408万亿美元，其中：美元贬值就让美国赚8920亿美元，资产———负债收益差距让美国赚1 .694万亿美元，其他手段赚1.469万亿美元。美国净赚3.408万亿美元相当于同期美国军费开支总和。这就是说，美元霸权创造的超额利益，意味着世界各国为美国庞大的军费开支“买单”！

　　美国等发达国家难以从虚拟经济回归实体经济

　　●有学者提出，全球资本错配的风险正在累积，这是一个需要各国协力探索和解决的新课题

　　最近，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与伍德罗·威尔逊国际研究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发布的特别报告“敞开美国大门？”，就“充分利用中国海外直接投资”重振美国经济的问题做了全面分析。中国银河证券首席总裁顾问左晓蕾认为，其中有关利用新兴市场国家的直接投资发展实体经济，转变发达国家依赖新兴市场国家购买国债的发展模式，是个战略性的新思维。但是，笔者认为，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发达国家，要实现这个转变绝非易事。

　　自20世纪70年代初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国经济逐步走向高度虚拟元，而实体经济逐步走向萎缩。据美国《纽约时报》(网络版)2008年10月9日介绍，“金融衍生品市场现在价值从2002年的106万亿美元增加到531万亿美元”，相当于2008年世界G D P60.587万亿美元的9倍和美国G D P 14 .202万亿美元的37倍。资本总要流向可以使之获得最高回报的领域和地方，资本流入的驱动力来自于投资地能给其带来的利润空间。

　　有学者研究显示，发展中国家购买发达国家国债和其他债券总回报率约为3%—4%，而发达国家集中本国资本和流入资本再投资到发展中国家获得回报率高达10%—20%。发展中国家购买发达国家债券回报率较低但较安全，发达国家企业不及债券更具有吸引力，而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投资能获得更高回报率，这些企业怎么可能把投资转回国内呢？

　　就以实体经济比较，发展中国家的工资、土地和资源费用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可能回归发达国家。美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几十年来首次出现资本的净流出，美国投资者正将其美元投向海外，其流动速度比外国投资者将资本投向美国的速度要快得多。而海外投资者仍将其投资投向美国国债和政府担保债券，仍然远离那些能够创造稳定就业的实体经济企业领域。在20世纪80—90年代，巨额生产资本的大量流入，支持了从1982年到2007年的美国实体经济发展和就业增加。如今，来自境外资本吹起的是更多泡沫风险，而非实体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但是，无论美国还是其他发达国家，都难以改变所谓资本错配的资本流向和投资格局。

　　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都多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但是，发达国家限制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特别是美国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严格控制新兴大国对美国资源和战略性产业的直接投资或并购美国相关企业。因此，期待美国敞开大门，接纳新兴市场国家的直接投资，发展实体经济，跳出“债务陷阱”，从而恢复全球经济平衡发展并不现实。

　　有学者提出，全球资本错配的风险正在累积，如何引导和推动投资者以新的方式运作资本，这是一个需要各国协力探索和解决的新课题。

　　有效应对全球三大风险

　　和平、发展、合作仍是当今世界的主要潮流，国际战略机遇期的基本条件和大环境基本未变。但是，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我们要有忧患意识甚至危机感，采取切实措施，有效应对全球三大风险。

　　美国次贷和金融危机将持续“发酵”

　　曾任小布什政府财政部长的亨利·保尔森说，他的一生对金融危机和金融机构倒闭看得很多，但始于2007年的金融危机不仅对美国经济和人民构成的风险更严重，而且“给全世界带来极大的危害”。

　　2011年初以来，发达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进一步恶化。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8月13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眼下处于一场新风景的初始阶段”，欧洲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尤其令人担忧，“可能成为全球经济所面临最严峻挑战”。

　　法国总统萨科奇和德国总理默克尔8月16日在巴黎宣布要建立欧元区经济政府，呼吁欧元区17个国家在经济政策上更紧密地合作，并提议各国在宪法中规定平衡国家预算的责任，试图以此阻止欧洲国家主权债务危机蔓延和平息围绕欧元的风暴。英国《泰晤士报》指出，两国领导人并未讨论市场和专家希望推出的两个举措：扩大欧元区4400亿欧元的救济基金———“欧洲金融稳定基金”；设立“欧元债券”，使德国和其他国家可以为经济疲软的成员国债务提供担保。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欧元债务”难产反映出欧元区各国仍将各自的国家利益置于欧元区共同利益之上。因此，法德领导人虽然宣布一系列措施和作出新的承诺，但市场反应冷淡。8月16日，欧洲股市出现了4天来的首次下滑，欧元对美元汇率也有所下跌。

　　综上分析，我们可以判断，发达国家债务危机将持续“发酵”，全球金融风险将较长时期存在。我们的主要应对之策：

　　第一，与其他国家加强协调与政策合作，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深化改革和加强监管，要求发达国家切实削减财政赤字和减少债务。

　　第二，调整外汇储备结构，突破“美元陷阱”。截至2011年6月底，我国外汇储备达3.2万亿美元，其中美元占2/3左右，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达到1.1615万亿美元，比5月底增持57亿美元。美元贬值将使我国外汇储备面临巨大风险。我们需要调整债务、债权的货币结构，有效应对发达国家债务危机带来的冲击，特别是要支持我国企业“走出去”，把部分外汇储备和美国债券转为能源和其他矿藏等资源储备。

　　第三，深化国内金融体制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加强财政收支管理。截至2010年底，我国地方性债务余额已达107174.94亿元，要防范地方债务风险。与此同时，我国房地产贷款余额已达10万亿元以上，与2008年相比增加了1倍还多，大大增加了金融体系的风险。我们要防止债务过快增加和债务规模过大。

　　发达国家经济增速普遍走低

　　2011年6月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 E C D )34个成员国整体经济综合先行指数为102.2点，环比下降0.3点，为连续三个月下降；西方大国集团经济综合先行指数为102.7点，也是连续三个月下滑；欧元区该指数为101.5点，环比下降0.6点，已连续六个月走低。主要经济指标显示，发达国家经济增速普遍走低。英国《卫报》8月18日援引美国摩根士丹利投资银行预测警告“全球经济正处在衰退边缘”。

　　始于2007年12月的美国经济衰退到2009年7月结束，历时18个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收缩时间最长、损失最严重的一次衰退。按年率计算，2011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率由原先预测的1 .9%，下调至0 .4%，第二季度实际增长1.3%，美国各州和地方政府开支下降3.4%，个人消费开支增幅从第一季度的2.1%降至0.1%，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销售下降4.4%。美国唯一有资格评定经济运用周期的权威机构的多位成员指出，受到消费疲软和政府开支削减等因素影响，美国经济再次出现衰退的概率已达五成左右。

　　欧盟27个成员国2011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增长0.2%，同比增长1.7%，低于第一季度增幅。德国第二季度经济增幅从第一季度环比增长1.3%降至0.1%，法国经济增速从0.9%降为零。德法经济几近停滞。扣除物价变动因素后，第二季度，日本实际增长率环比下降0.3%，按年率计算减少1.3%，这是日本经济连续3个季度出现负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 F)总裁拉加德8月15日警告各国政府不要削减开支，以避免引发新的经济衰退。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沃勒斯坦最近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已经进入了一个不可逆转的贬值过程，美元是美国持有的最后的主要力量。”主要发达国家实行“以邻为壑”的货币政策，加剧了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导致世界经济增速放慢。

　　世界进入政局和社会冲突多发期

　　美国《纽约时报》2011年8月14日发表该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文章指出：伦敦着火了，“阿拉伯之春”触发了阿拉伯世界反对独裁统治者的民众起义；“以色列之夏”让25万人走上街头，抗议买不起房，抗议国家被裙带资本家的寡头垄断所操纵。从雅典到巴塞罗那，欧洲的城市广场被抗议失业和贫富差距拉大的青年占据；与此同时，愤怒的茶党横空出世，扰乱了美国政坛。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极右势力在欧洲许多国家都出现了抬头趋势，而这股极右势力回潮与就业、移民、安全等诸多经济与社会问题紧密相关。

　　从2011年8月6日起，始自英国首都伦敦北部托特纳姆区，随后蔓延到曼彻斯特、伯明翰等城市的骚乱令英国人困惑和不安。在20世纪20年代，英国收入最高5%的人占有全国国民收入的1/3。今天，英国在工资、财富和机遇等方面都比自那之后的任何时候还要不平等。2010年，英国1000个最富的人的财产总和就增加了30%。而就业、受教育机会等都成为年轻人难以突破阶层身份的障碍。英国《每日电讯报》发表专栏文章指出：“导致伦敦骚乱者产生的原因是一个正在衰落的国家，以及完全忽视这群人的冷漠的政治阶层。”因此，“伦敦的下层阶级爆发了”。

　　在这次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家庭财富从2007年的66万亿美元减至2009年的48.5万亿美元，缩水17.5万亿美元。但是，富豪财富继续增加。2010年，有520万百万富翁家庭，比2009年增加1.3%。贫富差距拉大、失业以及失望，这些正是人们担心美国也会出现骚乱的基础。

　　世界正进入政局和社会冲突多发期，特别是发达国家政局、社会动荡和西方极右势力回潮，将对各国产生多大影响，值得各国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