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的花样投资:从炒房、炒股到放高利贷

　　从炒房，炒股到买理财产品、放高利贷……上市公司资金投向可谓花样百出。从刚刚公布完毕的上市公司半年报中可以发现，在调结构、促转型的经济形势和收紧流动性的金融环境下，市场资金出现结构性不平衡，一些上市公司从中嗅到机遇，在高利益的驱动下实体企业“不务正业”的现象渐趋严重，加剧产业空心化的风险。

　　巨资砸向理财放贷市场

　　在股市低迷，楼市调控，通胀高企的背景下，原先炒股、囤地的上市公司资金今年开始急寻他路，银行理财、高利贷等民间资金热门之选也进入了上市公司的视野。

　　对上市公司半年报的不完全统计显示，今年以来，购买理财产品和发放“委托贷款”的上市公司均逾50家，购买资金额度和累计贷款额度分别超过200亿元和160亿元。

　　在众多上市公司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海螺水泥。该公司发布公告称，为提高经营资金使用效率，将总金额为40亿元的经营资金投资于信托和银行理财产品。我国重大装备制造行业的龙头企业陕鼓动力亦累计斥资26.5亿元购买理财产品。

　　尽管海螺水泥、陕鼓动力手笔之大令人吃惊，但其也仅是理财市场的冰山一角，中卫国脉、士兰微、东阿阿胶、漫步者、双汇发展等公司都斥资上亿元购买理财产品。在这些投资产品中，多为1年期短期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达到5%-6%不等。

　　在全民理财的同时，放贷大潮也愈演愈烈。上市公司同样成为其重要的一员，向无关联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也不在少数，且贷款利率普遍高于市场利率。其中，卧龙地产、卧龙电气、武汉健民、钱江生化、宁波维利等上市公司的委托贷款涉资上亿元。

　　梳理上市公司公告发现，委托贷款年利率较低的也达到12%，而最高者则达到约20%，这与一年期定期存款3.5%的年利率相比，可以算得上是“高利贷”了。

　　武汉健民正是丰厚的获利者的代表。公告显示，其对外委托贷款1.5亿元，年利率达20%，一年利息收入将达3000万元。武汉健民的半年报则显示，公司对外委托贷款取得1304.41万元的收益，而同期净利润为3619.62万元，超过1/3的利润来自放贷所得，“不务正业”的现象着实不一般。

　　资金置换挪作他用

　　

　　上市公司用闲置资金通过理财和放贷实现利润最大化本无可厚非，但若是利用超募或再融资“圈钱”所得资金变相投资金融市场则实不应该。

　　从过去中小板、创业板超募资金最终用途来看，也曾出现过用募集资金置换自有资金或银行贷款，挪作他用的现象。资金置换表面上没有改变资金的数量，但通过置换，企业募集的资金就成了上市公司自有资金，如此一来就不再受到只能投资主业的限制。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表示：“对于用于财务性投资的资金究竟是自有资金还是募集资金，监管机构很难辨别，有上市公司也因此打了擦边球。”

　　尽管没有证据表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有“越轨”的现象，但是海螺水泥仅在购买理财产品之前一个月刚刚公布发债再融资获批的公告，这一巧合令人觉得事有蹊跷。

　　从再融资公告来看，海螺水泥公开发行债券总规模不超过95亿元，将以1∶1的比例分别用于偿还商业银行贷款与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按此计算，偿还商业银行贷款约为47亿元，另47亿元作为企业流动资金。

　　如果企业流动资金不足，再融资本无可厚非，但仅在1个月后，该企业就有40亿元的自有资金投资理财产品，且不说是否有资金置换的现象，至少说明企业现金流并无短缺。

　　据了解，企业通过发债融资相对于A股市场融资所受监管较少，对于盈利、现金流，以及募资后的具体投向限制也较少。但今年以来，除债券融资大增外，A股再融资市场也风起云涌。9月刚开始，证监会就批量放行了7家上市公司的再融资申请，涉及金额高达近353亿元。

　　国泰君安策略分析师时伟翔曾对记者表示：“由于今年银行借贷资金紧张，不少企业转向直接融资市场，监管层对此也有所鼓励。”但是，某些直接融资不为发展实业，而买理财产品和放高利贷则难以让投资者理解。

　　 “影子银行”孳生风险

　　从炒房到炒股，上市公司利用闲置资金投资并不鲜见，但将大规模资金砸向银行、信托理财产品和放高利贷则是今年兴起的新现象。在孙立坚看来，市场其实并不缺钱，“钱荒”不过是一些企业为了低成本拿钱的借口。

　　海通证券产业经济高级分析师刘铁军分析指出：“不少公司为了高收益，借助上市公司或国有企业等有利平台做中间商，从银行拿到相对较低利率的贷款后，进行‘倒卖’获取利差，这是对现有金融体系的不合理分配。”

　　这股“倒卖风”令银行表外业务和影子银行愈演愈烈，通过保证金撬动开出票据，票据直接融资，再通过融到的资金发放体制外的贷款已成为“社会融资总额”中的一个部分，此举避开了信贷监管渠道，不但引发资金脱媒、降低货币政策执行效果，还成为孳生风险的一个源头。

　　“近期央行拟将准备金征缴范围扩大至保证金存款，意味着将减少银行表外活动，弥补监管漏洞，帮助央行更有效地管理和衡量体系内真实的流动性情况。”瑞银特约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认为。

　　国金证券宏观分析师李治平也表示，将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三部分资金纳入上缴存款准备金基数，本质上抑制商业银行的可用资金，提高了表外业务的机会成本，倒逼了开设票据、信用证所需的保证金比例上升，从而也约束企业通过这一渠道增加杠杆所带来的信用风险与流动性风险。

　　在“十二五”开局之年，企业“调结构、促转型”是发展的主要方向。如此多的上市公司“不务正业”，似乎意味着没有寻找到转型的方向和突破口，掩盖了企业业绩可能下滑的不良现象，实为本末倒置。

　　在浙江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戴志敏教授看来，如果原本用于补充现金流、扩大项目的募集资金最终流向了虚拟经济，那么对实体经济的发展也是不利因素。

　　据新华社

　　（责任编辑：何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