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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回收有那么难吗最重要是政府要有回收法规,尤其是污染者付费和生产者延长责任制

http://msn.finance.sina.com.cn 2011-09-06 09:16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垃圾回收有那么难吗最重要是政府要有回收法规,尤其是污染者付费和生产者延长责任制

  2007年秋天,搬进北京东边一新小区,小区单元门口均设三个不同颜色垃圾桶,分可回收、不可回收、厨余垃圾。挺环保的,不错。

  4年过去了,就像无数媒体先后报道过的一样,垃圾“先分后混”,分类“形同虚设”。只因即使扔垃圾时分类,到转运站也被混在一起,北京的垃圾中转站基本没有垃圾分选分类环节。

  压缩、打包,然后直接填埋是常态。北京全市大约2000万常住人口,日均产垃圾1.83万吨,所以垃圾围京都也不奇怪了。

  现在,小区的垃圾桶还是那些垃圾桶,但分类标志不见了,大家都混着扔,只待那些以此为生的废品回收人员进行挑挑拣拣。

  垃圾回收真有那么难吗?

  不见得。根本原因还在于政府缺位,公共政策缺位。今年以来走访德国、巴西、台湾地区垃圾回收情况,三个地方,虽然发展阶段各不相同,但回收均有成效。

  生产者延长责任制

  8月的德国科隆,微雨,随意转过一个街区,四个颜色迥异的垃圾桶就在街角,分别标注有机物、纸、玻璃、铝塑。

  1990年6月,德国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包装废弃物处理法规—包装管理条例》,该法规旨在减少包装废弃物的产生。对不可避免的一次性包装废弃物,规定必须再利用或再循环。

  包装法对所有包装废弃物的回收规定了具体的定额指标和期限。包装法规定,自1995年7月1日起玻璃、纸、纸箱和纸板、镀锡板包装(马口铁)、铝、塑料和复合软包装都要求达到80%的回收额。

  法规还强制性要求各生产企业不仅对产品负责,而且还要对其包装的回收负责,并责成从事运输、代理、销售的企业、包装企业及批发商回收他们使用后的包装物,同时也可选择将回收责任委托给专门从事回收处理的回收公司。

  显然,法规最明确的一点即生产者延长责任制。工业企业与商家使用的包装越少,制造的垃圾就少,缴纳的费用也就越少。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由生产者负责包装废物的法律。

  其次,生产企业和商家有两种选择:缴纳包装税或引入一家回收机构。而后者成为企业与政府的共识。

  在这一新法律的影响下,在德国工业联盟(BDI)和德国工商企业协会(DIHT)的支持下,相关的生产厂家和分销商自发地组织在一起,建立了一个非盈利组织:“二元废弃物处置系统”(Dual Disposal System),即绿点公司。

  绿点发言人克劳斯解释说,绿点与现存的公共废弃物回收系统平行运作。最初由近100家生产及销售企业组成,享受包装法规规定的免税政策,解决德国全境8200万人口的数百万吨包装垃圾。到1997年底已有约600家公司加入,构成了德国工商界的主体。

  绿点公司的惟一收入是来自于“绿点”商标的许可证费,商标的收费标准是按包装的材料、重量和数量计算,许可证费的构成考虑到了每一种包装材料的实际处理费用。

  如何监督绿点的工作?克劳斯说,联邦政府不对公司进行监督,而由16个州政府来监督。绿点公司每年都要向州政府呈递数量流量证明,即证明公司完成了包装法中对每一种包装材料规定的回收利用额。

  据克劳斯提供的数据,引入绿点后,

  德国的垃圾回收从1990年的13%提高到2010年的68%。回收再利用也成为投资行为,二级原料行业仅在2009年就创造了价值84亿欧元的原料。

  把拾荒者团结起来

  巴西,和中国一样为发展中大国,巴西经过近10年的讨论,于2010年出台了废弃物回收法令。据巴西赛普利(包装再生利用促进会)提供的数据,巴西城市固废回收率已达12%。

  圣保罗是巴西第一大城市,常住人口1800万。巴西圣保罗固废局主任介绍,该市日均产垃圾1万吨,居民已经进行垃圾干湿分类,目前有20%得到回收,虽然这个比例不太高,但比起2003年有不少进步。2003年垃圾回收量为5279吨,2010年达到了4万吨。

  市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在2002年立法开征垃圾税,每户20-30巴元(约合10~15美元),促使家庭废弃物分类垃圾减量;向公众宣传垃圾问题的严重性,分类的意义。市议会为此批准每年700万巴元的宣传费。

  这位主任认为,私营企业联合成立的非盈利组织——赛普利,在巴西垃圾回收中也起了重要作用。该机构成立于1992年,包括利乐、飞利浦、沃尔玛、可口可乐、宝洁、雀巢等28个成员。

  其使命为:促进城市固废综合管理、提高巴西回收利用水平、加强固废环保教育。

  圣保罗郊区,六七个拾荒者正在一条垃圾流水线上分拣回收物,这正是赛普利推行的拾荒者合作社。在圣保罗,约有27个这样的合作社,合作社由政府提供场地,赛普利进行培训、技术、设备乃至市场营销的支持。

  合作社模式组织拾荒者集体作业,回收效率大为改观,也提高了拾荒者的收入。据赛普利数据,合作社成员的平均收入为巴西最低收入的两倍,达400美元,在全巴西创造了40多万个就业机会。

  利乐公司作为赛普利的骨干成员,对巴西回收合作社的发展有主导作用。据利乐巴西公司环境总监费尔南多介绍,他们为合作社提供机器,研发回收新技术,推动拾荒者培训,发展回收再生企业队伍。

  在费尔南多看来,教育是最重要的。在巴西国家电视台,利乐通过各种谈话节目、肥皂剧、广告片,传播回收知识;1998年即开始在学校进行环保教育,发放书籍,组织教师研讨会;每年向政府、合作社、拾荒者发放200万册回收循环手册等等。

  教育同样被台湾前“环境署署长”简又新认同为最重要:“环保工作从教育做起”。

  台湾1987年即开展全民环保教育,同时研究出台相关法规。1997年台湾每人每日垃圾清运量1.143公斤,2010年清运量减为0.482公斤,2010年台湾垃圾回收率达48.84%。简又新说,台北原建有4个垃圾焚烧场,现在有两个不开工了,只因台北垃圾大大减量。

  三个地方,虽然发展阶段各不相同,但回收均有成效。垃圾回收没那么难。

  但有几个关键因素:首先政府要制定有执行力的回收法规,尤其是污染者付费和生产者延长责任制杠杆作用明显;二是普遍教育很重要;三是市场化方式必不可少,政府要重视发挥企业(尤其是大企业)的主体作用和非政府组织与行业协会的特殊作用,全民参与才有效。

  2011年2月,国内第一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方面的政府规章——《广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暂行规定》始出。按照规定,广州今年垃圾分类率力争达50%。

  虽然,规定仍有种种不完善之处,但终于有地方行动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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