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在寻找知心话

作者: ■张光茫

　　

刘震云："我说的这句顶一万句的话，并不是一句深刻的哲理，而是朋友间一句家常的话，一句温暖和知心的话。这话本来知道，无非世事繁杂，忘记的时间太久了。突然听朋友说起，不禁泪流满面。"

　　李敬泽："读《一句顶一万句》，常想到《水浒》，千年以来，中国人一直在如此奔走，这种眼光是中国小说的'国风'，'国风'久不作矣。"

　　《一句顶一万句》中，刘震云试图探寻人生的终极意义。

　　在看这部小说的时候，分明感觉到历史并没有在时间中化为灰烬或者掌故，那些八九十年前的往事、情绪与感受，依旧那么锐利和深刻。

　　小说的前半部写的是过去：孤独无助的杨百顺失去唯一能够“说得上话”的养女，为了寻找，走出延津；小说的后半部写的是现在：杨百顺养女的儿子牛建国，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寻找“说得上话”的朋友，走向延津。一出一走，延宕百年。小说中所有的情节关系和人物结构，所有的社群组织和家庭和谐乃至于性欲爱情，都和人与人能不能对上话，对的话能不能触及心灵、提供温暖、纾解仇恨、化解矛盾、激发情欲有关。话，一旦成了人与人唯一沟通的东西，寻找和孤独便伴随一生。心灵的疲惫和生命的颓废，以及无边无际的茫然和累，便如影随形地产生了，小说中的大多数人的命运都是这样。

　　较以前的作品，小说关注的人物更为大众，叙述的故事更为“鸡零狗碎”。小说中有个细节值得关注，即两个主人公杨百顺和牛爱国，头上都戴着“绿帽子”，他们发现“绿帽子”只是个表象，看似是男女间的事，根子却不在这里，而是因为他们跟他们的老婆之间没话，老婆与给他戴“绿帽子”的人，倒能说到一起。偷汉子的女人和奸夫，话语如滔滔江水。说了一夜，还不停歇：“咱再说些别的？”“说些别的就说些别的。”从有话无话的角度讲，给他戴“绿帽子”的两个人，做得倒是对的。自己的“绿帽子”，原来是自个儿缝制的。当他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从腰里拔出刀子，又掖了回去。这是他们与武大他兄弟等人的区别，也是他们离开故土和亲族，出门流浪和漂泊的原因。他们身上似乎有阿Q的气质，但又没有阿Q那般执着与赖皮。

　　通读小说，杨百顺和牛建国都在寻找“说得上话”的朋友。那么，什么样的人才算得上是朋友呢？其实，我觉得，朋友的多寡，要看“朋友”的标准是什么。人分这么几种：不认识，认识，熟人，朋友，知心朋友。“朋友”的判断，就像《一句顶一万句》开篇写的：不在当面的表白，而是背后说起朋友的时候，是否提到过你。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是你把别人当成了朋友，别人并没拿你当朋友。另一个判断朋友的标准是，在你走投无路时，你想投奔的人，和你能投奔的人，到底有几个。

　　阅读中，感觉到刘震云的这部小说，摆脱了此前《手机》和《我叫刘跃进》这两部与影视密切结合的方式，在将故事拉回到故乡延津的同时，作家重返当年创作《一腔废话》的路径，在小说中展开对话语的思考。整部小说写得从容不迫，作家一笔一划写了卖豆腐的老杨，铁匠铺的老李，赶大车的老马，剃头的老裴，天主教牧师老詹，这些最普通的乡里乡亲的事儿，喊丧的罗长礼是老杨的儿子杨百顺的偶像，但种种机缘使他的人生像滚铁环一样，没有按照他的希望走下去，而一件件看似无关的小事却一步步左右着他的命运，波澜不惊的生活让人寸断肝肠。

　　刘震云的书名，都是怪怪的。如过去的《一地鸡毛》、《一腔废话》、《温故一九四二》，都不按常理出牌。如今又弄出一本《一句顶一万句》。“一句顶一万句”这话不是刘震云说的，是1966年林彪说的，作家事隔43年重新提起，并不是为了向林彪致意，而是觉得这话不同寻常，是一句知心话。为此，刘震云曾解释说：“我说的这句顶一万句的话，并不是一句深刻的哲理，而是朋友间一句家常的话，一句温暖和知心的话。这话本来知道，无非世事繁杂，忘记的时间太久了。突然听朋友说起，不禁泪流满面。”

　　找到知心朋友不易，找到“知心话”同样不易。刘震云说：“这一句话，大家可以读的时候自己找一找。但比这个更重要的是，（小说）里面的每一个人都在找‘这一句话’。”

　　寻找话语的过程成为《一句顶一万句》的灵魂，也使这部貌似写实风格的小说洋溢出很强的寓言色彩，平实的故事背后的理变得很“拧巴”。而这“拧巴”并未降低小说的质素，却使其意蕴获得一种飞扬和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