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静钧：高通胀促发以色列社会动荡

　　和静钧

　　7月的某一天，一位在特拉维夫居住了三年的25岁影像剪辑师，因大楼大修，不得不搬出在外租房，结果发现房租根本不是她这位白领能承担的，甚至一间小型公寓的房租都高到她工资的60%。如果她要买下这样的一间小屋，她要不吃不喝40年才行。

　　这位青年在街上搭起帐篷，通过脸谱等社交网站，邀请其他人加入进来，通过在街头搭帐篷的方式，向政府抗议高房价。果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其中，这一阶段叫做以色列的“帐篷抗议运动”。到了8月下旬，越来越多的市民加入进来，参加了街头游行示威，9月4日，终于爆发了以色列有史以来最大的抗议示威，参加人数高达45万人，示威诉求也从单纯抗议高物价，扩展到减税负、扩大免费教育的年龄及增加政府建公租房预算等，被称为是“社会公平之抗议”。这场开始被人们称为“学生闹事”和“左派分子聚集”的抗议活动，现在已经广泛认同为是不分阶层的社会运动。

　　从导火索上看，波及以色列国内所有大中小城市的这一社会抗议运动，始发于一位租不起房不得不流落街头的女白领，与突尼斯一位失业大学生绝望自焚引发群众运动，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从参与人的角度上看，也与该运动开始由某一特定人群抗议之后扩散到各个阶层的发展演变，是一样的。虽然以色列公民抗议的终极目的，并不是要推翻某一极权人物，也不是推翻和解散某一党团，而且以色列的“帐篷运动”，始终处于和平示威状况，甚至成了社交大狂欢，欢声笑语，载歌载舞。尽管如此，以色列这场持续了近两个月的抗议活动，对社会核心的触动之剧烈，堪称是以色列版的“阿拉伯之春”。

　　撇开其他问题，我们来看看“住房贵”与以色列“阿拉伯之春”的关系。“住房贵”由两个层面构成：一是购房屋产权以解决自住需要时碰到的房价太高，远超出了普遍百姓的承受心理线；第二个层面是，作为购房自住的替代方式，以租住房屋之方式解决住房问题时，租金支出在月收入中的比例，已经超出了承受能力线。有些阶段，房价大涨，远非普通人能购买，但市场上仍然有大量低成本就可以租住到的房屋供应，社会就不会立即陷入“住房贵”的问题。

　　根据以色列统计局的数据，从2005-2011年，全国平均房屋租金上涨了34%，金融商业中心特拉维夫及周边城市，上涨幅度更大，超过50%。租金支出在工薪收入比例上，已经超过60%，而西欧国家一般在30%以下。以色列住房建设部调查发现，以2010年的房价来算，以色列人要买到一所房子，不论是在城市、郊区还是乡村，全国平均来算，甚至需要129个月的工资。这意味着，城里买不起房的人，同样也买不起乡下和郊区的房子。以色列的“住房贵”，是购房解决住房和其他替代方法，都受到价格阻碍的“住房贵”，引发社会普遍不满。

　　以色列房价高企，原因众多。以色列国土狭小，土地属公有制，这个制度客观上不利于开发商低价、便捷地获得土地开发，一些开发地区还处于巴勒斯坦争议的军事敏感带。散居在全球的犹太人至今仍有回归热，如大量有钱的法裔俄裔犹太人，往往到以色列大举置业，导致国际热钱流入炒房，推高房价。鼓励犹太人回来，是以色列的国策，政府不大可能以“限购令”和增加“房税”来压抑需求，只能在住房替代方式上多下功夫，如增加政府投入，增建公住公租楼。

　　以色列近十年几乎没有涨工资，而房价及房租在内物价则飞涨。以色列也走过了建国初期狂热的爱国主义阶段，人口构成上多了受过高等教育但对社会心怀不满的年轻人。今年6月也发生过抗议奶酪价高的全国抵制运动。OCED（经合组织）的统计数据表明，以色列贫困率是其他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两倍。以色列事例表明，只有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不公问题，只有让社会发展成果让更多人分享，才是每一个国家免于动乱的希望。

　　作者系国际政治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