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英：民企弱化显资源配置不均衡加剧

　　杨国英

　　9月3日发布的“2011中国企业500强”榜单显示，今年中国企业500强的入围门槛增长28.11%，提高至141.98亿元，成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波及以来的最大一次增幅。

　　在欧美债务危机持续恶化、全球经济大萧条渐行渐近之当下，这则消息似乎反向证明了“风景这边独好”。但事实并非如此，这则消息还告诉我们，民企与国企规模落差日渐悬殊—在中国企业500强中，民企占多数的最后10名资产总额，仅占前10名(全部为国企)资产总额的0.28%。

　　事实上，民企与国企之间的巨大落差，不仅体现在规模上，还体现在效益上。最近两年，我国国企利润增长逾35%，其中央企仅2010年就获得25.3%的利润上升，而同期民企利润的增长仅为20%左右。

　　民企与国企规模、效益落差的持续扩大，对于任何一个坚持市场化改革的国家而言，均是不正常的。在这种民企弱化、国企强化的反常背后，隐藏着政府主导经济的权力膨胀。而这种权力膨胀，投射在不同市场参与主体上，往往构成对民企和国企资源配置的严重不均衡。

　　我们当然可以理解，政府为应对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可能引发的经济波动，而急速出台4万亿中央投资以及相匹配的天量信贷支持，是造成民企与国企规模、效益落差扩大的背景。我们也可以认为，民企与国企规模、效率落差的持续扩大，与民企主导产业受全球经济萧条波及严重、与本轮中央投资的主要着力领域、以及国企改制重组和考核激励有关。但是，我们必须承认，造成当下民企弱化、国企强化持续加剧，更为重要的因素在于，资源配置在两者之间的严重不均衡。

　　这种资源配置的不均衡，改革开放32年来一直不间断地存在。只不过，在本轮应对次贷危机波及的周期中，更显加剧态势。以信贷资源配置为例，2008年至今，民企贷款增幅与国企相比，其落差基本呈持续扩大之势。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当下民企普遍融资难，不得不高息向民间金融、乃至地下钱庄融资之时，国企却可以“粮饷充足”地频频海外投资。而这种信贷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在去年下半年央行实施紧缩货币政策以来，更为明显。民企信贷通道的持续收窄、信贷成本的持续上升，直接引发了今年上半年广东、浙江等地中小民企的倒闭潮。

　　在信贷环节之外，国企还在整体上市、公司债发行等金融领域，享有民企难以比拟的优势。而且，近几年陆续出台的降能耗、促环保、上规模的产业政策，虽然主观上是为了落实“科学发展观”，但客观上却对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民企，增加了进入以及在相关产业领域发展的瓶颈。由此观之，近几年民企在采矿、钢铁等行业的被动或主动逃离，亦自有其题中之义。

　　与设定红线的产业政策大棒，往往打在民企身上不同，对产业鼓励的政策红利，受益最多的却是国企。虽然，早在2003年9月财政部即开始全面清理国企亏损补贴政策，但近几年以新兴产业、科技创新、节能减排为名的财政补贴，仍然大量进入国企的腰包。与此同时，国企亏损补贴政策亦未真正取消，以中石化、中石油为例，5年来在国内油价增幅超过国际油价40%的情况下，“两桶油”仍获得了1500亿元左右的财政补贴。

　　而在项目建设投资环节，民企与国企的待遇有别更为形象。与民企“立项前跑断腿、立项后磨破嘴”相比，国企不仅在项目建设投资过程中几乎一路绿灯，而且在具体的项目征地、环评测定、税费减免、财政扶持等方面，均享有民企难以期望的优势，国企高管甚至还可以享有个人所得税部分返还的政策。

　　在全球经济萧条的背景下，通过加大政府投资，以期拉动经济增长，自然有其阶段合理性。但是，这并非是资源配置过度向国企倾斜的借口，而且，这种对国企政策性倾斜的溺爱，除了会造成了国企规模的虚胖以及效益增长的假象外，很难给国企的竞争力带来真正的提升。综观“2011中国企业500强”前50位，石化、银行、通讯、工程等资源垄断型国企占了绝大多数，而同期世界企业500强的前50位，竞争性行业却占主导地位。

　　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模式必须转变，民企与国企的资源配置不均衡必须改变。在我们迷恋凯恩斯主义带来的增长快感时，我们不要忘记，这种增长不但难以持续且极可能成为未来难以消化的包袱；我们更不要忘记，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30多年，民企的发展不仅是我国改革破题的重要标志之一，而且在资源相对稀缺的情况下，民企为我国GDP提供了40%的份额，解决了我国就业人数的近80%。

　　作者系财经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