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美国的一天 永难释怀的十年

　　冯郁青

　　本报驻美记者亲历

　　几乎每个美国人都记得“9·11”那天自己在做什么，这就好比当年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一样。

　　那一个瞬间，定格在美国人的集体记忆中，将一个年轻无畏的国家，转变成一个多疑而好战的反恐巨人。

　　“9·11”那天， 我正在纽约，刚到美国4个月。

　　当天8点多钟，第一架飞机撞向曼哈顿岛最南端的世贸双塔时，先生从距离双塔500米左右的花旗银行大楼里打电话回来，说是有小飞机撞上了双塔，可能是误撞。我打开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画面上看到滚滚浓烟，过了没多久，又看见第二架飞机撞了上去。

　　我记得，CNN当时的主持人亚伦·布朗（Aaron Brown）在中城的一座高楼上直播，背景正是世贸双塔。正在亚伦介绍飞机撞楼的情况时，双塔在他身后轰然倒塌。主持人回头望去，在数秒钟之内，震惊使他无法说出任何话。终于，他错愕和艰难地说：“我看不见世贸双塔了……”

　　那时，先生已经撤离了工作的大楼，和其他所有人一起，从曼哈顿南端向中城和上城徒步前进。世贸双塔倒塌的瞬间，路上所有人都停下脚步望过去，先生旁边的一名中年白人男子双腿跪地，放声大哭。

　　象征着西方文明强盛的世贸双塔被恐怖分子用一种最原始、最简单的方式击溃，使美国失去了那种刀枪不入的强大感觉。10年来，无助和恐惧一直在社会上蔓延，直到今天都不曾完全退去。

　　“恐怖袭击是不可预料的。”纽约城市大学社会学教授麦迪·博兹格米（Mehdi Bozorgmehr）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很难事先防范，政府所做的也只能是事后追击，这就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恐慌情绪。”

　　10年间，当含有炭疽细菌的神秘信封出现时，当机场因为警察的指示而关闭时，当关塔那摩的神秘监狱建立时，当“爱国者法案”在国会毫无悬念地通过时，再加上，对伊拉克的擅动刀兵，对穆斯林群体的集体性歧视……许多人得出结论：美国面临的威胁是如此巨大，牺牲一些宪法的“高贵”原则也许是必要的。

　　恐惧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9·11” 以后美国政府和民众的反应。正如美国政论作家安德鲁·沙利文（Andrew Sullivan）在一篇纪念文章中所说的：“ ‘9·11’的痛苦使这些都可以理解，但是我们需要承认，我们的反应几近于致命。一个虐待无辜、不遵守宪法的破产美国，已经让人难以认出，这是美利坚。”

　　永不磨灭的不安和警觉

　　玛丽·布朗（Mary Brown）至今仍然记得，“9·11”那天是个美丽的秋日。玛丽是一个设计师兼摄影师，那天她在曼哈顿南端的办公室工作，听到轰然巨响，以为是建筑工地的声音，到窗口去看，正好看到第二架飞机向世贸撞去。

　　“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我们被攻击了。”玛丽说。她和同事们开始离开大楼，走到了唐人街的一家咖啡馆歇下脚。咖啡馆里挤满了人，大家都在看CNN的直播。

　　她决定要马上回新泽西的家。可这时，纽约的所有交通都已经停运，通往新泽西的大桥、地道以及火车也都处于关闭状态。

　　“当时我觉得，无论如何要离开曼哈顿。”玛丽回忆说。至今她仍然记得那天美丽澄净的天空和地下如炼狱般的大火。

　　玛丽没有亲友在“9·11”中丧生，但至今谈起那天，仍然记忆犹新，难以自制的伤感油然而生。而自从“9·11”后， 她每经过大桥、开车过地道、坐地铁，总会有种不安和警觉。随着时间的流逝，生活慢慢回归正常，但是这份警觉似乎已经成为脑海中的潜意识。

　　“每次看到天空中飞机飞得很低，我都特别担心。”玛丽说，“你永远不知道有什么可怕的事情会发生。”

　　她明白各种各样的安全检查是不方便的，但是这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机场的安检可以抽查搜身；警察在纽约街头可以任意止住可疑的人，进行搜包；任何人都可以举报在公开场合被认为是可疑的人和物品……

　　有一次，玛丽下班到地铁站，发现站台被封锁，有人举报地铁的站台上有可疑物品，结果整个站台被封了15分钟，地铁也暂时停运。警察在全面检查后，确认所谓的可疑物品不是炸弹，地铁才重新运行。

　　“我觉得花15分中来确认没有炸弹是值得的。”玛丽说，“为了安全还是可以忍受的，但是‘9·11’之后，很多公民权利都被放弃了，在安全和为之牺牲的自由之间，政府明显超越了界限。”

　　为反恐牺牲的公民自由

　　“9·11”之后一个月，《爱国者法案》在国会几乎全票通过时，玛丽在校园学习政治学。仔细检视法案的文本后，玛丽顿感惊惶：该法案意味着，凡是牵涉到反恐，没有什么隐私，甚至宪法赋予的权利都可以剥夺。

　　“仅仅是误解，或者被怀疑是恐怖分子，就要被关起来。”玛丽说，“而且很难辩解洗清自己。”

　　宪法赋予每个在美国生活的人被逮捕后可以拥有律师，并要求公正的审判。但是《爱国者法案》使得美国公民也面临失去这些基本权利的可能。

　　“如果你是基于《爱国者法案》被捕的话，是没有这些权利的。”玛丽说，“这让人感到害怕，因为谁都不能保证自己不被怀疑，而一旦被怀疑，你就有可能失去一切。”

　　玛丽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2002年一名叫做马赫·阿拉尔（Maher Arar）的加拿大公民在美国度假后准备从纽约肯尼迪机场回家，但是被怀疑与基地组织有关。他被逮捕而且根本没有获得审判的机会，也不能获得律师的援助。最终，马赫被解送到他的出生地叙利亚，而且遭到虐待。一年之后，在情报部门确认马赫与基地组织有关的信息不正确后，他才得以返回加拿大。

　　穆斯林遭遇大范围歧视

　　玛丽还知道，几个穆斯林朋友改了名字，只是不想惹人注意。“9·11”之后针对移民（尤其是穆斯林）的歧视性打击层出不穷。就在上周五，一个穆斯林民权组织发起了一个网页“unheard voice of 911”，旨在让经历过歧视的穆斯林讲出自己的遭遇。

　　拉比耶·萨基德（Rabia Sajid）回忆说，曾有一个人从车里向她喊叫：“滚回自己的国家去，要不然我就杀了你。”这名生活在纽约的穆斯林说，教会以及警察都建议她不要再戴穆斯林头巾，因为这样会比较安全。

　　拉比耶后悔听从了这样的建议。为了安全，她放弃了自己的身份认知，她不知道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只是选择了逃避。

　　“人们对穆斯林的敌意其实还是源于害怕和不了解。”麦迪告诉我。

　　“9·11”之后，麦迪在纽约城市大学设立了中东研究中心，10年来致力于加强穆斯林社区和主流社会的沟通。其实，美国社会在经历危险后，剥夺一定族裔的权利并非始于穆斯林，二战时期将加州的日裔美国人集体监禁便是先例。在经历六七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后，美国社会日益开放，各种族之间的平等成为政治上的追求，但“9·11”使美国对其他族裔和移民的容忍程度降低。

　　自由女神依然屹立在金门口，高举着自由的灯火。但是仰慕她而来的移民不得不生活在反恐的阴影中。

　　不便和笨拙的移民生活

　　黄华清是纽约酒店业协会的主席，来美已经30多年。“9·11”当天，他所工作的万豪酒店（Marriot）在双塔的22层，有好几名同事葬身火海。他因请假在唐人街帮一位华人市议员竞选，得以逃过一劫。作为30多年的移民，他明显感觉到“9·11”之后美国社会的紧张和恐惧，针对移民的各项政策都出现了紧缩。对此，我也有深刻的印象。

　　以前一些非法移民来到美国，到邮局就可申请到社会安全卡，再进一步申请工卡，就可以开始在美国的生活。可是，在“9·11”之后，社会安全卡和驾照这些在美国生活的基本身份证明，对于合法来到美国的人都变得不容易申请，让在美国的生活处处不便和笨拙。

　　希拉里当年在总统竞选辩论中，因为支持给非法移民驾照而备受攻讦，实际上，当年合法来美国读书的我，就因为申请驾照也备受移民官的羞辱。

　　现在我还记得，当我备齐所有文件到当地车管局申请驾照时，那个中年黑人女性没怎么看，就将一打文件扔到桌上。

　　“你的文件不全，下一个。”她的头已经扭过去。

　　“你能否看一下，没有什么遗漏的，是全的。”我申辩道。

　　“你没在听我说的是什么吗？”她几乎在向我喊叫。

　　最终，我在来美两年后才拿到驾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