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创新学鼻祖、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教授亨利·切萨布鲁夫：开放式创新需要社会对失败足够宽容

　　

　　特派记者熊敏华盛顿报道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教授亨利·切萨布鲁夫（Henry Chesbrough） 是开放式创新理念在学术界的提出和推广者。这一理念正在世界上许多跨国企业发挥作用，比如施乐、英特尔、IBM和朗讯等。

　　切萨布鲁夫博士认为，中国实践开放式创新，需要让社会保持开放，并加大对失败的宽容度。此前他刚结束对中国的访问。

　　尽管认识到中西方实践开放创新的土壤各异，切萨布鲁夫博士认为中国依然有希望产生自己的“苹果公司”。

　　面向知识社会的“下一代创新”

　　《21世纪》：能否以苹果手机通过小程序独占智能手机市场鳌头为例，谈谈什么是开放式创新？

　　切萨布鲁夫：开放式创新是指在一个人才遍布各地的世界，企业要想在创新上胜人一筹，就必须利用外人的智慧。

　　iPhone小程序现象和开放创新很有关系。苹果手机面市时被看中的是它独特的触摸屏，但后来令它成功的却是小程序。这些小程序的开发不需要很高的编程水平，因此它很快传播开来。苹果手机面市第一年，就产生了20万个小程序。依靠小程序，苹果手机很快拉开了和其他手机的距离。

　　《21世纪》：开放式创新与现有的创新模式的最大区别在哪里？

　　切萨布鲁夫：开放式创新是面向知识社会的下一代创新。它强调多主体的参与以及外部知识资源对于创新过程的重要性。它要求企业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渠道加快技术研发和商业化速度，降低研发成本。它考验的是企业借用别人的智慧为我所用的能力。

　　宝洁的“研发童子军”

　　《21世纪》：能不能举一个非电子领域的开放式创新案例？

　　切萨布鲁夫：宝洁公司与日本一家清洁用品公司的合作便是例子。日本有一种名叫Swiffer的家用清洁抹布，非常好用。宝洁通过与发明该产品的公司合作，把Swiffer抹布推向世界。现在它每年给宝洁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收入。

　　宝洁公司与这家公司合作的点子来自一个公司内的开放创新团队。我们称它们是研发童子军（ Research Scouts）。这些人原本在宝洁的内部研发部门工作，但后来专职到世界各地寻找值得宝洁合作的创造发明。

　　《21世纪》：宝洁公司是何时建立技术童子军队伍的？

　　切萨布鲁夫：重大转变始于2001年。当时临危受命的新CEO A.G.Lafley将开放式创新引入公司。据宝洁公司创新部副总裁Larry Huston回顾，宝洁公司意识到，纯粹依靠内部研发已经难以满足企业成长的需要，而且通过招揽最好研发人才和建设全套研发体系来获得新产品的研发模式效率不高，反倒是外部小型企业、大学和政府实验室，甚至个人的研发更为活跃。宝洁调研发现，公司每雇佣1名科学家或工程师，都可以在人才市场上找到大约200个同样出色的人才，总计有150万名外部人才资源。因此，宝洁决定改变对创新的理解，撬动这150万外部智慧。就这样，宝洁将研究发展（Research & Development）转变为外联发展（Connect &Development）。Lafley总裁曾经定下目标，公司50%的创新要来自外部。2005年这个目标提前实现。宝洁仍在增加外部发明对公司的贡献率。2010年，公司新CEO Bob Mcdonald宣布外部研发对公司收入的贡献将达到30亿美元，并号称要做外部研发人才的首选合作伙伴。

　　开放式创新的中国问题

　　《21世纪》：开放式创新在中国应用中是否遇到问题？

　　切萨布鲁夫：问题是存在的。知识产权保护是一个重大问题。比如，在SMIC生产订制芯片时，客户非常担心芯片设计信息泄露给竞争对手。

　　SMIC为了保护客户的知识产权花了大代价。SMIC的做法是，他们的办公室电脑没有flash drive接口，因此无法下载电脑内的程序。

　　《21世纪》：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发展很快，但还不够完善。这会阻碍开放创新的推广吗？

　　切萨布鲁夫：我认为不会。我研究过新加坡、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的案例。1960年代，这里知识产权保护很差。但现在他们做的挺好了。转变的动力来自这些国家出现了大量本土创新，他们要从发明中获得回报。因此逐渐影响国家法律和政策向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方面发展。

　　就连美国，在19世纪也从英国剽窃了不少知识产权。这个状况直到20世纪才改变。改变是随着美国自身工业实力的增强而增强的。当时，美国的很多技术是从英国学来的，但美国没有付专利使用费。美国人从英国买回产品，然后模仿着制造。

　　历史告诉我，中国慢慢也会要求更好的知识产权保护，因为本土企业要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

　　政府需保持开放和提高效率

　　《21世纪》：对比开放式创新在中美的应用，政府对经济的指导有没有成为推广开放创新的障碍？

　　切萨布鲁夫：这个难以一概而论。我观察到，在中国半导体行业，政府主要关注与政府相关的公司，政府对“海归”成立的新公司干预并不多。而正是那些政府干预最少的公司，创新表现最好。国有企业一般效率更低，而且更倾向于在国内销售。其他公司则兼顾中国和外国市场，这使他们更具活力。

　　《21世纪》：那么，随着开放创新在中国普及开来，政府指导经济的副作用会不会体现？

　　切萨布鲁夫：有可能。但我也知道中国政府不是铁板一块。不同部门的诉求不同。所以也不存在单一的产业政策，而是各种政策并存。

　　《21世纪》：如果要在中国广泛推广开放创新理念的话，需要什么条件？

　　切萨布鲁夫：如果中国要加强自身技术实力的话，公司就要不仅能在中国做生意，而且能在全球竞争中胜出。比如联想、海尔和华为这些公司的定位是全球型企业，尽管他们总部在中国，他们的舞台是全球竞争。

　　我认为一个国家要搞好开放创新就需要更开放，提高效率。

　　《21世纪》：你认为未来中国会产生苹果这样的公司吗？

　　切萨布鲁夫：是的。苹果公司即使在美国也是一家独特的公司。但我相信中国会产生像乔布斯这样有远见的企业家。而且中国的市场大到足够撑起一家类似苹果公司的大型创新性企业。

　　中国社会需提高对失败的宽容度

　　《21世纪》：我理解您的研究范畴集中在企业的开放创新，但不可否认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与它所处的政治环境是分不开的。发展开放创新是不是也要求一个国家在政治上保持开放？

　　切萨布鲁夫：说到开放，我所在的加州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加州80%的人口是非美国出生的。我们拥有来自欧洲、亚洲和拉美的移民。各种不同文化在加州融合。各种文化中的最聪明的人在这里通过接触其他文化产生更新的点子。创造了一个崇尚开放和创新的独特文化。

　　伯克利分校有一项对1990-2000年的研究显示，硅谷当时的起步公司中，有一半都是由印度和中国的移民创造的。是开放吸引了这些人才，并给与他们创业的空间。这是加州创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1世纪》：你认为美国开放和创新精神的根源在哪里？

　　切萨布鲁夫：我们尊重成功的创业者。而且我们宽容对待创业失败者。一个人不会因为开公司失败而使自己名誉受损。就算你失败了，也可以重新再来，找份工作。人们反而会看重创业的这段经历。

　　这种崇尚创业而又宽容失败的文化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不仅中国，世界很多地方都没有美国这样的宽容度。在欧洲，如果你创业失败，会严重影响你的事业前途。

　　毕竟，成功的创新总是建立在一定的失败基础上的。一个对失败宽容的文化对创新大有好处。

　　《21世纪》：美国为什么对创业者这么宽容呢？

　　切萨布鲁夫：一个原因是很多成功的美国人自己就是从失败中走上来的。比如苹果的乔布斯，他在1995年离开了苹果，开创了自己的公司，叫做NeXT，但是失败了。苹果随后买下了NeXT，乔布斯重回苹果，照样做到了公司掌舵人。

　　一个好的文化离不开人，特别是愿意冒险而且不会因为失败而遭到重罚的人。

　　要创新就不可能没有风险，但社会需要容忍失败。

　　1980年代时是日本，现在是中国，这两个国家都在不同的时间很快要赶上美国了。当你在追赶的时候，跟着前人走过的路线走是可行的。但一旦你成为世界的领跑者，你就站在了技术最前沿。这就逼得你必须提高对失败的宽容度，因为没有现成的技术给你抄了，你必须自己去探索。

　　《21世纪》：你认为中国的文化环境准备好了吗？

　　切萨布鲁夫：我认识的中国人还不多。我的感受是失败的成本很大。不仅会影响你的工作，可能还牵连到你的婚姻。

　　改变文化需要很多时间。这些东西急不来，只能逐渐转变。

　　《21世纪》：长远的看，世界进入开放创新时代还有多远？

　　切萨布鲁夫：我说不清楚时间表，但开放创新的论坛正在世界各大洲如雨后春笋般冒出。

　　开放创新在发达国家发展迅速，新兴市场国家正在赶上。我每年在巴西举办一场开放创新讲座，在智利、墨西哥讲课。连非洲也于去年举行了首届开放创新会议，地点在尼日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