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亮：平和比戏剧性更强大

　　实证让葛亮的小说获得一种在年轻一代小说家中几近淡漠的现实力量，也让他成为许多人心目中“当代最具大师潜力的年轻小说家”

　　苏娅

　　33岁的小说家葛亮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太舅公陈独秀，祖父是艺术史家葛康俞，叔公是中国原子弹之父邓稼先——这样的成长背景让他拥有同辈作家中罕见的人文积淀。出生于南京，定居香港，首先在台湾地区崭露头角，在出版了长篇小说《朱雀》和小说集《七声》之后，葛亮被一些媒体誉为当代最具大师潜力的年轻小说家。

　　日前，葛亮应广西师范大学“理想国”文化沙龙之邀，与台湾小说家骆以军就“故事如何讲下去”进行专题演讲，演讲间隙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葛亮看似不经意地绕开对自己身世的解说，而直接谈论小说写作的种种体会。葛亮说：“一个作家的生存状态、成长背景会影响他的文字，但是他的文字是一个终极的东西，对于他的了解应当从作品开始。”

　　作为一个不曾亲历大时代的叙述者，葛亮更看重的是从实证出发的虚构性写作，实证让他的小说获得一种在年轻一代小说家中几近淡漠的现实力量，这种力量来自平实的语言中对人情的解析、对人物行动逻辑的把握和修辞的特殊性。接受采访时，葛亮强调：“戏剧性不再是我写作的重点，我反而想写那些看似剧烈、不堪的人生中习以为常的部分。”

　　建构一种所谓的历史的情境

　　第一财经日报：你是去香港之后开始写作的，人们总是通过“他者”，看清自己。生活上的变化，对你的写作有什么影响？

　　葛亮：城市一直是我感兴趣的话题。我第一个长篇小说《朱雀》从南京切入，我称这个城市为“家城”，不光是因为我在这里成长，还因为它有一种很独特的姿态，一种绵延至今的古典气韵在全球化的格局之下，不断地经历着后工业时期现代文化因子的洗刷和侵袭。近几年它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城市规划中出现了一些断裂，比方说，明清街区面临被拆迁的命运、民国时期的法桐面临移栽。这些虽然只是细节，但对于一个城市风貌的改变还蛮大的，我不希望将来《朱雀》会变成一个纸上的南京，希望这个城市可以有一个实体的存在。南京几乎是后工业情境下的古典形态城市存在的一个个案。

　　南京是一个历史的遗迹太过丰饶到奢侈的城市，遗迹俯首皆拾，当你徜徉其中，会遗忘很多事情，但从他者的角度会重新建立对这座“家城”里头各个因素的敏感度。

　　日报：一个对历史只能进行想象性把握的人，如何处理客观历史与主观建构的关系？

　　葛亮：我很钦羡历史亲历者写的历史小说，他们就是时间系统的一部分。《朱雀》跨度比较大，中间的某些部分我在处理的时候，有些先验的东西，但对我来说，最难的部分不是获得史实，而是建构一种所谓的历史的情境，很多历史的氛围来自一砖一瓦，通过对它们的复写来触摸历史的温度，因此这种实证的环节对我来说更重要。

　　我小时候对于南京这座城市的经验，是带着温度的；很多人对于城市的关注，甚至更早一点的新感觉派，认为城市是物质化的所在，是温暖的乡土经验的另外一极。但城市对我而言，一直是一个温暖的、让我心动的所在。

　　南京这个城市很柔软，我有一篇小说《洪才》，能够代表我对这个城市的感觉：郊县的一家人，搬到南京的市中心，然后把整个乡土的经验搬了过来，在南京重新建构了在郊县生活的方式，在家种田，养了看家护院的鹅。这在一般人的经验中是很难想象的，但这是南京给予我的不可磨灭的印象——充满矛盾的生活形态包含在一个空间中。遗憾的是，后来要创建所谓的全国卫生城市，很多这样的生活不得不取缔，这是现代化过程中必然的矛盾。我小说中以温暖古典的情境为主题，做了不少尝试。

　　我记得当时我们住在鼓楼，看到很多老旧的遗迹，学校附近一座烟熏火燎的食堂，是过去的一个天主教堂。被食堂的油烟熏得很黑的珐琅窗户，那是非常奇妙的糅合：一种神圣、庄严的气氛与民间的烟火气缠绕的感觉，很迷人。

　　日报：对虚构性的写作来说，实证的价值是什么？

　　葛亮：写南京的时候相对好一点，能够自然地带入个人的经历，但近期在写一些关于香港的小说，我对于它的感受不是天然的，需要一种有意识的触摸，需要更多实证的东西。我曾经与读社会学的朋友去做新移民的调查和访谈，做之前会有一些想象，有一些预期，会觉得很凌厉，但是我所见到的生活很寻常。

　　当时采访了一个新移民的区域天水围，惯性认为这是一个社会问题的高发区，很多人生不同模式的苦难、不堪，会让这里的生活呈现得更剧烈，但是在我们看来起伏跌宕的东西更多是一种想象，是对他们来说很日常的东西，这甚至也不是一种苦中作乐的态度，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承担力。有时候，我觉得反而是平和比戏剧性更强大。

　　细节的价值在于形成全新的逻辑

　　日报：这是一个阅读感受被影视剧误导的年代，很多人在阅读中追逐一目了然的传奇，喜欢戏剧性的东西，你对此有何看法？

　　葛亮：戏剧性的部分，我不会放到写作中很重要的位置，这个写作观，辐射到我对语言的感觉。以前我可能比较迷恋实验性的语言，而写《朱雀》、《七声》的时候，更关注日常的东西。跌宕、新奇的故事目前不再是我写作的重点，更吸引我的是习以为常的部分。《阿德与史蒂夫》中间我有意放弃了很多传奇的部分，如果要进行戏剧化处理，他们任何一个人的身份都可以处理得更起伏，比如，一个隐瞒了自己身份的打黑工的年轻人，一个被父亲禁闭在家庭里的哑女都处理得更传奇，但我看到的是——他们如何把剧烈的状态放在一个很自然的状态中呈现。

　　人有一种承担力，这股力很自然地帮助人处理了人生中那些在他人看来过于剧烈、不堪重负的部分，像弹簧一样，被拉伸或挤压到一定程度，却有足够的能力复原。

　　日报：如何在一个强烈的故事之下，看到一个平缓的人生？很多作家会着眼于细节的处理，但什么样的细节才是有灵魂的？

　　葛亮：细节的价值首先是重现了一种全新的逻辑感，其次是修辞的艺术性。

　　卡夫卡和布鲁诺·舒尔茨，在世界观上、对物象的处理上，甚至语言方面都有很多可比性，我自己更喜欢舒尔茨，喜欢他笔下那种颓败的、阴郁的氛围，却又有惊艳的细节，这更多来自他对修辞的把握，比如，他捕捉女孩子的眼神里的“动物性”，用了“蟑螂的表情”这样描述，再比如，他写：密集的鸟羽一般的云层。细节的魅力在于自我的体认和词语，一种共识性的东西因为表达肌理的独特，而呈现了特殊的价值。

　　这是从语言层面来说，另一方面首先你对自己的细节是包含感情的，我会爱我笔下的人物，即使在我们常识里他们是反面的，我也想试图去解释他们。

　　沈从文先生是对我影响很深的作家，他有一篇小说《丈夫》，对我的写作影响很大。写一个妓女，丈夫从乡下来城里看她的故事。这个小说打破了我们太多成见——故事应该怎么讲的成见，道德感的成见，各个角色嫖客、妓女和丈夫处理关系的成见，所以，沈从文几乎是在这部小说里建立了一种忘我的和谐。细节的意义，不在细节本身，而是建立一种全新的逻辑感，这是一种静水流深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