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海啸3周年 危机并未过去

　　每经记者 杨芮

　　话题缘起

　　由于美国经济复苏乏力，奥巴马不得不推出刺激法案；欧元区风雨飘摇，美国知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认为，欧债危机已笼罩全球，一切都到了危急关头，如果危机发生，整个世界都有可能跟着遭殃；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形势也不容乐观，除了通货膨胀压力高涨，亚洲开发银行将调降亚太区今明两年经济增长预测，比原先估计分别低0.3、0.2个百分点。

　　现下的全球经济形势，与3年前的金融危机既有横线的相似点，又有纵线的“因果”联系，而新危机的催化剂是实体经济的疲态。2008年至今，全球宽松货币、刺激经济政策的效果究竟如何？危机为何总是周而复始？全球经济体，特别是美欧该采取什么措施才能避免重蹈覆辙？“乱世”中，中国经济发展出路在何方？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3位经济学研究人士。

　　反思过去：救市未改经济结构难题

　　NBD：2008年以来，全球宽松货币、刺激经济政策效果如何？

　　张斌：在恢复金融市场运行，稳定信心等方面较成功，但在解决经济结构性问题方面并无有效措施，全球经济复苏依然受到结构性问题的困扰，复苏进程并不顺利。

　　张茉楠：尽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国家普遍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并实施大规模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但与之相背离的是，跌跌撞撞的复苏过程却是20世纪30年代那场经济灾难以来最糟糕的经济复苏：真实就业率持续下滑，经济复苏艰难，全球制造业PMI指数降至两年来低谷。8月美国失业率维持在9.1%的高位，非农就业岗位增长规模为零，远低于预期的增加6万到8万人，发达国家出现无就业复苏的困境。

　　但另一方面，高债务与高通胀却成为两个最大的风险。事实证明，各国除了大幅提高债务总额与GDP之比、财政赤字与GDP之比，推高通胀总水平之外，无论是整体经济规模、制造业产出、劳动生产率，还是就业增长、家庭消费支出以及金融信贷等，远未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当下的全球经济，处于再次衰退的边缘。当前，全球供需增长的良性循环被打破。全球制造业活动乏力，说明全球经济复苏正重新失去动能。

　　NBD：2008年以来，“失当”的财政与“失控”的货币，在解决危机的同时是不是也在酝酿新危机？

　　张茉楠：2008年金融危机之初，各国政府弹药比较充足，并普遍实施了大规模的凯恩斯式扩张。发达国家政府试图通过扩大其资产负债表，向金融、居民与企业部门提供刺激来减轻财富缩水的冲击；私人部门的资产负债转移至政府部门，以政府部门的杠杆化抵消民间部门去杠杆化。据联合国统计，全球应对金融危机而采取政府担保的金融业救援行动资金估计为20万亿美元左右，相当于世界GDP的30%。为应对经济衰退，2008年~2010年期间，全球财政刺激措施总规模达2.6万亿美元，约占全球GDP的4.3%。货币刺激同样已经用到了极限。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各大中央银行主打货币扩张主基调，各国央行直接投放基础货币，央行资产负债表迅速膨胀。可怕的是无论怎样量化，发达国家金融系统都难以恢复造血机制并重振需求，却推升了全球通胀水平，让新兴经济体承受更大的资本流入、货币升值和资产价格上涨的压力。

　　NBD：欧洲银行业的危机是否会将整个欧元区拖入绝境？

　　张茉楠：多年来，欧洲核心国与边缘国之间一直存在着极强的债务链关系，前期的“区域规模效应”，目前正演变为“系统性风险效应”。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显示，2010年底，欧洲银行业持有1363亿欧元的希腊总债务，其中60%以上由法德两国银行持有。此外，法德银行业持有的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债务资产总量分别为5898亿美元和4988亿美元。

　　更令市场担忧的是，欧洲银行业还通过发放商业贷款以及银行间拆借市场等方式，加大了银行业相互之间的风险传递。截至2010年底，法国最大的四家银行向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的机构和个人发放了总计近3000亿欧元的贷款和其他债务；德资银行共向希腊、爱尔兰、意大利和西班牙借款人发放了1740亿欧元商业和零售贷款。近期，复苏乏力的欧洲债务国家已经越来越难以承担债务，不断收紧的商业信贷也让这些国家的经济雪上加霜。而一旦银行体系流动性枯竭，将破坏金融部门救助欧债危机的能力，金融市场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NBD：3年前，中国推出了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能否评价一下这个政策？

　　张斌：当时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动荡，会演变成什么样子很难预测，采用强有力的刺激措施很有必要，但是刺激措施的力度和着力点仍有可改善的地方。现在看来，货币政策刺激力度有些过大了。对基础设施建设和地方投资的刺激力度过度，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会给未来的经济增长带来负担。如能采取更多市场化改革的方式刺激经济增长，而不是过度依赖行政力量主导下的扩张，效果会更好。

　　剖析现状：老办法难以解决新危机

　　NBD：全球经济陷入新危险期了吗？

　　张茉楠：近一个多月以来，美债评级遭调降、欧债危机继续发酵，穆迪9月14日还下调了法国兴业银行和农业信贷银行的信用评级，资本市场巨幅震荡引发的金融风险“涟漪效应”正冲击国际金融体系，国际经济恶化程度远超预期，加大了人们对全球经济再次衰退的恐慌，就连一直充当全球经济引擎的新兴经济体也开始出现增长放缓的现象。

　　NBD：奥巴马推出4470亿美元的刺激就业法案，能否奏效？

　　张斌：会起到一些作用，但是作用有限。美国就业的主要问题是在全球化冲击下，一些产业已经不适合留在美国，一些产业的转移是产业本身已经不具有竞争力了，这些是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长期性失业，是很难恢复的。

　　徐奇渊：4470亿美元的刺激就业法案，有利于社会公平，但不利于美国经济的整体复苏。从刺激就业法案的经费来源来看，其中4000亿美元来自年收入25万美元以上家庭的增税。从效率的角度来看，最优税率的安排，应该是对富人尽量少征税。因为高收入意味着其对社会的贡献较大，对这些人提高税率将意味着经济效率的下降。当然，从公平的角度来看，刺激就业法案是会有效果的。尤其是在经济衰退期，低收入者受到的影响更大，政府面临的压力、党派获得选民的支持、社会稳定因素，这些都要求政府更多地考虑社会公平。单纯就这个就业刺激法案来说，对美国经济复苏并非一个有利条件。

　　张茉楠：奥巴马的新刺激计划有可能是 “远水解不了近渴”。因当前美国经济复苏滞缓充分表明，奥巴马第一轮总计7870亿美元的经济救助计划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是短暂的，这些政策性的外生因素并没有转换成持续的、自主增长的内生动力，而这次新版刺激计划很可能也难以如愿。具体原因有以下四个：

　　第一，新刺激计划还有待国会批准。美国中期选举后，形成了两党分治的“分裂国会”，由于共和党对减税并不买账，方案何时真正实施，规模多大还有很多不确定性。这样，新法案难以在短时间内对拉动经济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第二，减税能否带来大规模企业投资还是疑问。根据美国税法，企业投资开支可获得税收减免，但需要等待很长时间，不利于企业回笼资金，扩大投资，束缚了经济活力。

　　第三，财政支出将进一步增加财政和债务负担。根据美国白宫预算办公室最新预计，2011财年的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可能略高于2010年，而美国2010财年的财政赤字为1.294万亿美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9%。债务激增，让严重依赖政策刺激的美国经济的未来充满异乎寻常的不确定性。

　　第四，美国的就业难题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就业人数增长最快的行业包括金融保险地产、商业服务、信息服务、医疗教育等第三产业——服务业；而随着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由30%以上下降到20%左右，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一直处于下降通道。特别是近十年来，过度的金融创新导致的金融泡沫，让美国实体经济滑出了既定的发展轨道。因此，让美国经济结构更多地回归实体，特别是制造业才是关键。

　　NBD：欧洲央行15日宣布，将联合美国、英国、日本和瑞士央行分三次向欧洲银行业注入美元流动性，以缓解欧洲银行业的美元短缺问题；之前还有报道称，金砖五国正考虑增持欧元区债券，欧债危机有救吗？

　　张斌：欧债危机中，清偿能力问题大于流动性问题。欧债危机主要还是靠欧元区内部协调解决，不仅是寻求流动性帮助，更重要的是在欧元区内部达成解决南欧国家经济结构矛盾的有效机制。区域外国家可以提供一些流动性帮助，但是作用有限。

　　张茉楠：金砖国家“救急救不了穷”，欧元区很多国家的债务增长以及债务负担的增长远远快于经济增长，这也是希腊实施了几轮财政紧缩以及救助计划依然存在债务违约风险的根本原因，而意大利的债务总额更大。目前金砖五国已经在美债中越陷越深，投资于比美债还差的欧债怎么能够脱身呢？

　　展望未来：必须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NBD：全球经济体，特别是美欧该采取什么措施才能避免重蹈覆辙，让经济复苏？

　　张茉楠：美欧都是以创新见长，但是近些年，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各国的竞争力以及创新能力开始下滑，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财政捉襟见肘导致企业研发投入不足，大部分企业以现金为王也减少了基础研发的投资，未来要重振竞争优势一定要加快企业创新、技术创新，不能靠凯恩斯式的救赎拯救经济，而应该重塑企业家精神，支持更有活力的中小企业，让创业型经济回归，才能避免重蹈债务扩张式经济以及资产膨胀式经济的覆辙。

　　徐奇渊：美国真正要走出困境，有赖于供给方面的措施。经历危机的洗礼，缺乏效率的企业会被淘汰，而真正优秀的企业将脱颖而出并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社会资源的利用效率将得到全面提升。在此过程中，政府要做的，不是用低利率和财政补贴去保护低效的企业，而是加速落后企业的破产、促进社会资源实现更高效率的配置。此外，政府还应该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促进技术创新及其应用，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解决欧元区的困境，只有两个办法：要么成员国达成一致，实现一定程度的统一财政体系，使欧元区的一体化程度进一步提升，从而转危为机；要么就只有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但无路是哪种解决方案，南欧国家都必须要在提高自身的经济竞争力、整肃财政纪律方面下大力气。

　　NBD：亚洲开发银行14日发布报告称，将对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今明两年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值双双下调至7.5%，比原先估计分别低0.3和0.2个百分点，这是否意味着全球经济都面临增长乏力局面？

　　张茉楠：今年以来，全球经济没有延续去年快速增长格局，随着上一轮刺激政策效应的逐步衰减以及主权债务危机的持续发酵，世界经济从第二季度起开始迅速回落，美国二季度GDP只有1%的增长，欧元区第二季度经济环比增长0.2%，日本已经连续三个季度出现负增长。而在以出口驱动型增长为主的新兴经济体方面，由于高通胀压力以及外部需求萎缩的冲击，尽管经济增长仍远高于发达经济体，但也开始出现放缓势头。

　　徐奇渊：全球经济的强劲可持续增长，在中长期确实将面临一定的压力。但是，我们要看到，7.5%的增速也是一个很强劲的增长态势。尤其是中国这样的经济体，我们在“十二五”规划中，主动降低了经济增速的指导性目标，转而更加强调经济增长的结构改善、质量提高。中国经济在长期中的健康、可持续增长，及其对全球经济风险的抵御能力，将有赖于我们在“十二五”期间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迫切的事情要做。

　　NBD：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中，中国经济发展的出路在哪里？

　　张茉楠：在外部环境剧烈变化的情况下，一个相对稳定的内部政策环境对中国而言至关重要，中国应该在保持政策稳定性、协调性的基础上，增强宏观经济政策的独立性和前瞻性，以静制动。同时，总量调控不能包打天下，要配合有针对性的结构性政策(中小企业、民间信贷、结构减税、产业和技术投入等激励政策)化解内外压力，而更长远的还要依赖于更多的“体制改革攻坚”和“深水区的改革”。

　　对话记者

　　杨 芮

　　对话嘉宾

　　张 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

　　税收研究室主任

　　张茉楠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

　　世界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

　　徐奇渊 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国际金融研究中心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