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重于泰山议事更要聚焦“信”

　　孙涤 袁天鹏

　　议事规则是一种推进社会诚信的有效工具，诚固然重要，信却是最核心的诉求。

　　当下，如何准确把握信和诚两者之间的关系，正在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中国文化向来推崇诚信。例如，孔子对“信”的推重可说是不遗余力的。在《论语》里，“信”这个字出现了38次，而“诚”字才出现了两次。先贤甚至主张，如果不能两全的话，宁可放弃防御，舍弃食物，也必须维持“信”。不过后世的诠释里，似乎越来越强调“诚”，认为“诚”是“信”的根本，“信必由诚”；而有了诚就能有信，从败信的行为也就可以推断出其人的无诚。

　　在我们的传统里，对合作常有泛道德的诉求。如果看不惯对方的人品，认为他不够真诚的话，就否定同他合作的余地和前景。这种把泛道德的诉求当成合作的基础的传统，流于空洞，过于绝对，忽视可操作性，往往误事。

　　在一个有限度的合作里——眼下大多数市场交易都属于有限合作，人们更应该强调“信”，而不必执着过问“诚”。

　　无疑，现代商业交易所追求的，多半为有限的合作，它们同择友和择偶等全方位的深度合作，本质上是两码事。

　　在市场合作中，双方的品行、脾性、价值观、所属文化、种族、宗教、信仰的差异，都是次要的因素。

　　讨论一项合作事务时，一上来就质疑对方的动机和道德素养，而不能用工具和方法来处理评价，甚或从泛道德的诉求出发，不能把人和事有效地划分开来，无论对市场效率还是从现代规范的角度，均属过时的思维和做法。在观念和实践中把信与诚捆绑在一起，并不利于现代合作。

　　而从根本上排除对诚与信的陈旧观点，在议事规则的运用上有重要的意义。

　　在开会议事和团体决策的时候，“信”是对议事规则的遵守，具体体现在合规的议事和决策的程序里。其核心要求，是与会者能得到积极语境的鼓励，能从容不迫地表达各自的意见。

　　我们虽然不一定认同其他人的意见，但要完整地听取。充分辩论的过程事实上就是发掘大家不同的见解、认知和利益观，从而有妥善的交换和协调，找到更佳的多赢解决方案。有了程序的保障，培养牢固的议事习惯，大家才能有长久的耐心和宽容，形成积极公正的正预期。

　　其中关键的一点，要把讨论集中在事务的处理，针对能解决问题、导致行动的“动议”上面，而不该随意质疑他人的“动机”，否则难免流于无谓的猜忌和徒劳的争执。

　　议事程序的安排是对人类行为的经验总结，背后有着深刻的哲学理念。其一，人的动机很难观察且不可证实； 其二，猜疑各自的动机会偏离问题解决和创新思路；第三，退一步讲，自利是人类所共有的本性，容忍对方的自利追求，是寻求妥协与和谐、形成良性的互动、谋求多元组织的最大化利益的途径。

　　这样，我们也加深了对程序正当的理解。现代公司治理的一个关键特色，就是对程序的尊重，认识到不按规范程序来处理事务，即使可以解决某个具体问题于一时，终究是得不偿失的。

　　还有一种疑惑值得澄清：企业是有阶层等级的，如果按议事规则人人都有平等议事权的话，岂不没大没小，削弱了领导的权威吗？

　　让我们以军队的管理情况 （军队是人类社会为了效率等级最森严的组织），以一个团为例来说明。团长是团的作战力的第一责任人，毫无疑问，理应有权责来承担职责。但这和团长召开一个服从议事规则的会议，畅通坦诚沟通、群策群力形成并贯彻明智的决定，并无任何矛盾。正相反，团长也是好的决策的第一受益人。要是充分权衡之后，团长仍旧认为决定不切实际的话，大可以动用他第一责任人的权限，给予“一票否定”，只是过程要“透明”，以便问责和日后的改进。因此说，团长无论在下级如营级会议上，还是在包括自己在内的团级会议上，都能从严格执行议事规则而得到最多的利益。

　　［作者袁天鹏、孙涤为《罗伯特议事规则》第10版(最新版)中文全译本译者，孙涤为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