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为何围观蟹妈案张立伟

　　本报评论员 张立伟

　　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陷入诉讼的漩涡，这或许是社会寻常的部分。但是，称为蟹妈的这个被诉讼者，及其丈夫、一个媒体人杨海鹏通过微博(http://weibo.com)持续披露司法部门在办案过程中的不当程序与行为，以期通过这种公共关注的方式提高透明度，希望法院做出公正判决。

　　根据杨海鹏的微博自述，其妻梅晓阳为上海国有园林部门的一位设计专家，在向单位提交辞呈后，被检方指控收受三笔贿赂共计12万余元。杨海鹏认为这些从未落到妻子手中的钱款只是构陷的由头他同时喋喋不休地指出，至少妻子是否清白的问题应该通过一个公正的执法程序来论证，而不是他们所面对的充满非法拘禁、刑讯逼供等嫌疑的方式。

　　有意思的是，当这样一个普通案子19日在上海一个远郊开庭的时候，居然引来了诸多与杨家素昧平生的围观者，他们大多是微博上看客，现在驱着私家车来到法庭之外，试图见证一个与他们的生活原本毫不相干的案子。

　　事实上，对于富足的城市中产阶级而言，他们在现阶段还是利已的，除了时髦的环保、公益事件，其实更多还是关心着与自己生活直接相关的利益部分，比如航班是否准点、高速铁路是否安全等。

　　所以，究竟是什么，让梅晓阳一案引起了中产阶级普遍的不安呢？

　　中产阶级是改革事业的既得利益者，如果将他们定义为拥有较高收入与独立意志的中青年群体的话，他们主要是城市的新移民，即1990年代以后毕业涌入大城市的学生。他们在经济起飞前在市场部门找到了工作并随着经济繁荣而得到了较高的收入与职位。由于他们脱离了故乡受到人情世故限制的母体，因此显得更加独立，不再是依靠关系经营人生而获得自由。

　　互联网也为中产阶级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自由空间，他们在享受突然丰富起来的物质消费的同时，也在虚拟空间不断吸取独立的精神，日渐远离传统的社会。但他们只是中国人数很少的一个群体，现实中国仍属于传统社会，以潜规则的形式运转，人们以生存以及赚取更多的钱财为人生目标，这加剧了中国的腐败与道德滑坡。

　　但是，年轻的中产阶级就像是孩子，现在开始从较为封闭的独立世界被迫步入现实，他们拥有了孩子，父母也日渐衰老，而他们的事业也走到了无法与传统社会隔离的地方。他们开始不满糟糕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物价飞涨也让他们感到了痛苦，尤为烦恼的是不得不遵守社会的潜规则而与这个世界打交道，他们开始承担各种各样不合理的社会成本，但他们不愿意妥协。

　　根据美国皮尤全球态度调查对13个新兴国家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中产阶级在言论自由和公平选举方面要比无产阶级更加看重，而无产阶级比中产阶级更加关心摆脱贫穷。

　　在经济高速增长期间沉浸于享受物质消费的中国中产阶级，现在开始关注自身的生存环境。他们需要政府提供合理的公共服务，他们想有完善的法治保护社会公平的运转以及个人的安全，他们不愿接受那些以承认特权为基础的潜规则，他们其实想要的是基本公民权利。

　　蟹妈案显然触中了他们一些内心的共同担忧，比如“如果自己陷入诉讼是否有公正的结果”也困扰着他们。或者说，“如果自己陷入诉讼，是否有一个公正的过程”也困扰着他们。

　　事实上，他们关心的不仅是蟹妈是否存在受贿事实，而是我们司法系统是用什么方式在求证这个问题。如果是通过非正常手段获取的证据，那到底算不算证据？他们希望政府继续推进改革以提高中国的法治水平，消除那些让社会日益堕落的潜规则，打击腐败与特权。但是，诸如“梅晓阳案”这样在程序上存在瑕疵的事件让他们担忧遇到纠纷或诉讼的时候得不到公正的对待，他们缺乏能够捍卫自身权利的信心。而正是这种忧虑已经让越来越多的富人热衷于移民，中产阶级现在也开始加入这样的队伍，以寻求安全感与尊严。

　　尽管中产阶级在中国社会属于很少的一部分，但他们也是引导社会向前进步最重要的群体。他们不像底层社会那样以偏激的手段表达不满，总是尽量通过温和诉求意图改善中国的治理，此次杨海鹏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试验着一场透明的战斗。

　　所以，如果我们的社会对此没有一个正确的回应，则可能增强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国中产阶级安全感焦虑，增加治理社会不满的成本，从而打击中国一股原本健康向上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