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1911 被遗弃的国家影像

　　谭洪安

　　被遗弃的国家影像

　　它们曾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它们如今却散落在世界各个角落。照相技术的发明让历史的碎片得以固化在胶片上流传后世，但我们自己掌握的“碎片”却异常之少。华裔普利策奖得主刘香成在寻找“百年辛亥”的影像资料时，痛心地发现两岸对于历史资料的漠视和曲解，一个心智成熟的社会该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和现在？

　　一名身着戎装、手拄佩剑的年轻军人，面容严肃，眼神坚毅，仿佛正透过百年的历史烟尘，注视今天。

　　这是意大利传教士南怀谦拍摄的一张照片。民国创立前后，他来华十年（1904~1914年），留下了当时中国人生活的若干真实侧影。

　　刘香成把它选为辛亥百年纪念影集《壹玖壹壹》的封面。他说，这名军人身上有着那个非凡时代的独特烙印，我们彼此还有眼神上的交流，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

　　 “1911，没有前因，就不会有后果”

　　2010年四五月间，刘香成穿梭于京沪两地，为他与凯伦·史密斯（在华工作的英国当代艺术评论家）合编的影集《上海：1842—2010，一座伟大城市的肖像》进行推广。

　　这是应世博会上海企业联合馆之邀编撰的一本厚达500页的大书，收入了反映这座中国最现代化的国际都市跨越三个世纪历史的500多张摄影图片。

　　大约在那前后，一项更具挑战性的新工作，正向这位早已蜚声世界的华裔普利策新闻摄影奖得主招手。北京中华世纪坛和歌华文化的负责人找上门来，请他帮忙策划辛亥100周年纪念的项目。他们只是出了个大题目，具体怎么做，由刘香成本人自行定夺。

　　1911到2011年，是铸就了当代中国命运的100年。关于辛亥革命以及在此前后发生的种种历史事件，大量中外学者长期关注，研究成果浩如烟海，新的解读不时出现。这给刘香成的工作提出了挑战。

　　对更善于用眼睛、用镜头观察世界，而又不必预设政治立场的他来说，有一个问题始终在脑海中萦绕：

　　百年以来中华民族的社会精英，特别是海峡两岸的国共双方，都承认辛亥革命对于现代中国的特殊意义，彼此表述却大相径庭。但无论解读有多大分歧，所有中国人都接受一个共同的语境：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起，中国经历了百年沧桑，蒙受了百年耻辱。没有这个大背景，就不会有辛亥革命，不会有“五四运动”，也不会有对如何改造中国、复兴民族持不同信念的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几度分分合合，以及至今未了的恩怨情仇。

　　2011年不仅是辛亥革命100年，还是中美重新打开双边关系大门的40年。当年最重要的当事人之一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其新著《论中国》（On China）里说，在中国寻求与外界沟通的过程中，很多中国当代自由派国际主义者仍然认为，西方对待中国特别不公正，而中国正从曾经的劫掠中重生。

　　刘香成引用了基辛格这段话，作为《壹玖壹壹》序言的结尾。他希望这本影集“可以用看得见的方式，为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历史学家的观点，作一点补充”。

　　辛亥革命的成功不是一夜之间的事。只有一次、两次、多次大事件的不断加速，比如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拳乱及辛丑条约、日俄战争等等，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首义才会最终爆发。

　　刘香成意识到，此刻他要去寻找的，不仅是“1911”那个特定年份的影像，因为没有前因，就不会有后果。

　　1839年，摄影在法国诞生。最早于1840年代后期，这种新技术就由外国人带入中国，并在实际生活中得到应用。某种意义上，这是中国近代历史研究者之幸，更是刘香成之幸。

　　 “我当时就想到，一定要找回那个时代中国人日常生活，以及所有大事件尽可能完整的影像记录。”刘香成说。

　　 “从台北到南京，中国人正在遗忘自己的历史”

　　刘香成编著的这本新影集，全名《壹玖壹壹，从鸦片战争到军阀混战的百年影像史》，包括约300张图片，时间跨度大致是从1840年到1930年。

　　接受委托后，他的第一站是台北，那儿有国民党的档案馆。

　　但那是一次令人遗憾的旅程。由于前些年台湾岛内政权更迭，国民党一度失势，连中央党部大楼都不得不匆匆“处理”，卖给了台湾富商长荣集团。长荣总算给国民党留了一点面子，在大楼6层腾出部分空间，作为档案馆容身之地。

　　刘香成花了一下午手抄目录，翻检资料，想不到馆内保存下来那个时期可用的图片出奇地少。当然有一些客观原因：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因八年抗战和三年内战，国民政府几度匆匆搬迁，从南京到武汉再到重庆，最后跨越海峡到了台北，途中许多资料或者散失，或者损坏。

　　当他费尽力气发现可能有用的线索时，管理员却告诉他“对不起图片还是不能找给你”，因为整个档案馆一共只有两个人干活。

　　失望之余，刘香成来到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该馆是专门保存中华民国时期中央政权机关及直属机构档案的地方，他托了不少关系才得以进去，但结果几乎一样：有关那段历史的可用图片依然有限，即使有也是翻拍再翻拍，图片质量及文字说明大多非常粗糙。唯一不同于台北的是，这里的管理人员数量可不少。

　　后来有海外的朋友得知此事，告诉他：你去美国斯坦福大学吧，台北和南京没有的东西，他们那都有，人家还恒温恒湿，细心保存呢。

　　这次遭遇让刘香成非常感慨。那是海峡两岸中国人自己的历史啊，为什么更好的资料，尤其是1911年之前的，都在外国人手里？

　　此后一年里，刘香成足迹遍及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国，一个个地敲开所有收藏中国近代史资料的重要博物馆，包括若干私人博物馆的大门，查看保存下来的数以万计的照片原作。那些经历过漫长岁月的作品，玻璃底片很脆弱，不会外借，刘又说服对方允许他们就地重拍，并一一收集起来。

　　后期的工作同样繁重。在北京景山公园东门对面一处小院落里，刘香成带着助手，花了上千小时，在电脑上把初步筛选出来的900张图片上的污点去掉，并力求在不改变原作风格的前提下，让它们看起来质量稳定，前后一致。因为从技术上讲， 1850年的片子跟1920年的片子，仅仅是色温和反差对比就很不相同。

　　尽管辛苦，刘香成仍乐此不疲。他说，五千年中华文明史，文字的历史至少有三千年，但中国人历来对图片不重视，即使到今天市面上很多所谓老影集，对大量历史图片的处理还是很粗糙，显然出版者心底里并不真正尊重这些图片，缺少文化上的意识和追求。

　　 “我们毕竟不是在宋朝，那时候书上怎么写我们就怎么读。”刘香成说，“有了摄影，我们就有条件不仅用文字，也能用质量很好的图片，留住中国人对百年历史的共同记忆。”

　　 “即使是西方人的视角，它也是当时中国的真实”

　　收入《壹玖壹壹》中的绝大部分作品，都出自西方人之手。除了国内现存的早期影像资料实在有限外，还因为一个多世纪以来，不断有传教士、旅行家、商业冒险者乃至专业摄影师们，用手中的相机记录和诠释着他们视野里的东方古老帝国。

　　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人，尤其是西方人，能把那个时代留下来的所有关于中国的影像完整看一遍，再系统地整理出来。刘香成觉得，只有将各个分散的片断有机拼合起来，才能说明近代中国，特别是“1911”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种不可避免的质疑随之而来：《壹玖壹壹》会不会又是一本“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奇观”？

　　刘香成对此反应强烈。他说，不能否认，那个年代扛着大相机到处跑的老外，有其主观意识和视角，但无疑他们拍的都是中国，而不是希腊或别的任何国家。

　　“为什么中国处境尴尬时留下的影像，就是西方人戴着‘有色眼镜’拍摄的，而后来我们重新掌握主动权时邀请人家过来拍的东西，又认定为客观真实呢？”刘香成反问道，“这是自相矛盾的。”

　　他提到的后来关注中国的摄影师，是我们更为熟知的三位法国人：亨利·卡蒂尔·布列松（1908~2004年），1949年，他分别在国民党统治大陆最后的6个月和共产党取得政权后的6个月内，拍摄了大量照片，为自己赢得世界声誉，1954年斯大林逝世后，又成为第一位被允许进入苏联的西方摄影记者。

　　马克·吕布(1923年~)，自1957年起，他多次访问大陆，是那个年代得以进入中国内地的极少数欧洲摄影师之一，拍摄了包括周恩来工作照在内的一系列历史性图片。

　　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1912~2007年），1972年应中国政府之邀来华拍摄纪录片《中国》，影片拍成后却被东道主以“内容反华”为由严厉谴责，32年后才得以在它所关注的这片土地上第一次放映，如今连中国官方也默认，它是文革后期中国社会一份客观而真实的记录。

　　在刘香成看来，问题不在于照片是谁拍的，而在于拍摄者接近真相的能力和眼光，无论如何，那些照片里的人和事，都应是中国人共同记忆的一部分，总是固守着一副受害者的心态拒绝承认，实在于事无补。

　　“梳理‘命运三部曲’，让我看到中国的潜力和可能性”

　　2001年7月13日深夜，刘香成夫妇站在北京贵宾楼饭店阳台上，不远处的天安门广场锣鼓喧天。那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北京二次申奥成功了，很短时间内成千上万人涌到世界最大的广场里来。面对眼前震撼的一幕，《中国，一个国家的肖像》的最初构想突然在他心中浮现。

　　中国近现代有太多的历史事件发生在这个地方，到2008年奥运会举行的时候，全中国老中青三代会有很多人涌到这儿来，国际上也将有成千上万人踏足中国，这些人里面有百分之几真正知道新中国60年来走过的这条路？特别是“80后”、“90后”的中国人会知道吗？

　　刘香成的答案是：“他们不知道”。

　　在他所能读到的无论中外反映报道这60年的书里，都找不到他所认识的中国，这让刘香成萌生冲动：好，我来编一本！

　　他花费四年时间跑遍中国，会见了众多摄影师，请他们提供珍藏的私人照片。当这本汇集了88位中国当代杰出摄影师作品的书编完后，刘香成交给国际知名的塔森出版社（TASCHEN），后者当即同意出版。

　　2008年北京奥运开幕前，《中国，一个国家的肖像》（副题为“中国人眼中的中国”）在全球以6种语言同步出版，创纪录地发行超过20万册，英国的《星期日泰晤士报》将其选为年度最佳摄影画册。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则引用刘自己的话说，这是一本“当代中国的视觉史”。

　　关于这本至今仍未能发行中文版的心血之作，刘香成的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前面生下来的孩子，你到底认不认？他批评说，有关30年改革辉煌的作品层出不穷，但作为严肃对待历史的人，谁能回避前30年发生过的那些事件？

　　《上海：1842—2010》的问世，同样源于刘香成对时局趋势的职业敏感，北京奥运之后，全世界会再度聚焦即将举办世博会的上海。这本书另一个吸引他的地方在于：上海是鸦片战争后中国最早被迫开放的城市，它的蓝图都是外国人留下来的，到2010年，它长达160年的现代化进程，可以画一个阶段性的句号了。

　　刘香成觉得，如果我们能把上海的事情说清楚，就可以看到，中国未来的潜力和可能性在哪里。

　　而通过《壹玖壹壹》影集的梳理和编撰，他说，我能深刻地理解，100年前被枪口指着脑袋，面临生死存亡的先辈们，为何会决意进行如此激烈的革命。他相信，这也有助于我们清醒地看待，踏入又一个新世纪的中国人，今后将对自身的命运作出什么样的新选择。

　　从一个国家的肖像，到一座城市的记忆，再到辛亥百年影像史，刘香成完成了回顾中国近100多年跌宕前行历程的“命运三部曲”。

　　刘香成不无自豪地说：作为一个拿着相机进行报道的人，我是有一定准备的，我既认识中国，又隔着一点点距离，所以我看到的，不是布列松和马克·吕布眼里的中国，也不是大陆同行眼里的中国。

　　德国《明镜》周刊前驻北京分社社长帝奇亚诺·坦尚尼评价道，“对刘来说，中国不只是一个值得发现的真相，更是一种尚待阐明的爱。”

　　这位1980年前后曾在北京与刘香成多有来往的老朋友，给《毛以后的中国》所作序言的标题耐人寻味：伟大的照片是思想的呈现。

　　余音

　　在景山公园西侧某座翻修一新的四合院里，刘香成用一如既往和缓沉稳的语调，讲述自己编撰《壹玖壹壹》的心路历程。老宅原来的主人是一位国民党将军，如今则是这位四海漂泊之后选择长居北京的摄影师。

　　2011年9月底起，从这本影集中精选出来的120幅图片，将同时在辛亥首义之城武汉及北京中华世纪坛、广州、香港等国内10个城市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公开展出。

　　刘香成希望，届时人们可以通过这本书，还有这次全国大型联展，去细心体会，辛亥前后百年中国人的共同记忆，在哪个层面上还存在，哪个层面上已经没有了，他们或许能更清晰地意识到，当年中国在世界上的真实位置“在哪里”。

　　有少数几张公开发表的 “毛以后的中国”时期刘香成在北京街头的工作照，那个留着小胡子、衣着稍显洋气（以当时标准而言）、挎着相机的年轻人，或混迹于“灰蚂蚁”般的人群中，或驻足于严肃的军人队列前，本身俨然成为中国巨大转变图景的一部分。

　　很难想象，当初那位初出茅庐的青年，与眼前这位两鬓斑白、今年10月正好年届花甲的智者之间，有过不止一场惨烈的战争（刘曾在斯里兰卡、阿富汗等国任战地记者），有当世最大帝国的轰然坍塌（1991年刘因拍摄苏联解体的经典照片获普利策新闻摄影奖），还有与邓小平、尼克松、戈尔巴乔夫等政坛传奇人物的面对面接触。

　　而由于对当代中国重大变革时刻持续不懈和细致入微的记录，人们已把他与他所尊敬的前辈布列松和马克·吕布相提并论。

　　“我不仅关注大人物和大事件，我也喜欢拍最普通的人，拍他们最真实的状态。”刘香成说。

　　他拿出一幅海报，上面是收入《中国，一个国家的肖像》中他的作品：一个穿着破旧军绿色衣服，浑身尘土，满脚泥巴，一双脏兮兮的小手紧紧抱着语文课本的小男孩。

　　那是1996年，刘香成在据说是中国最穷的贵州六盘水农村遇到的一个小学生，他每天要走十几里地的山路来上学。

　　不过，那个孩子稚嫩的眼神中闪着倔强的亮光。你看着他，他也看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