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佳贵：新兴战略产业跨越式发展完全可能

　　陈伟

　　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BMW中经智库专家

　　这次金融危机，表面上是由于银行过度放债、政府不能解决开支引起的，实际上是由于缺乏引领性的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又缺乏竞争力导致的。

　　金融危机之前，我到希腊进行了考察，考察小企业的发展，希腊是南欧国家，在欧洲经济发展比较滞后，当时我考察了4个小企业，包括服装、家具生产、制鞋业老板说有两个企业搬到中国去了，其中有一个快破产了，还有一个企业也准备搬到中国去。工厂的工人都在30~40岁左右，而且不是希腊人。工资大概在1000欧元左右，相当于一万元人民币。而当时中国沿海地区工人工资是1000元人民币，雇佣的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今年上半年我到富士康考察，工人还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工资还是一千多块。两相对比，欧美国家当然缺乏竞争力，然后又要高消费，就引起产业空置化，出现了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

　　但是金融危机以后，一些国家已经注意到这些问题，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世界一些主要发达国家都在进行战略部署，推进新能源的发展，努力强占新一轮发展的战略制高点。美国奥巴马政府虽然财政困难，仍十分强调新能源、航天航空的技术发展和产业发展，积极推行绿色经济。日本把重点放在新型技术运用，新能源产业。欧盟则要提高绿色技术和其他高技术领域，并且决定在2013年之前投入1050亿欧元来推进新兴产业的发展。

　　当前我们正处于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前夜，新技术的出现将赋予产业发展巨大空间，蕴含着更加良好的发展机遇。全球经济竞争格局的变化也为我国未来抢占战略制高点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一些发达国家，虽然有自己的发展战略，但是这些国家经济复苏面临诸多困难，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其优势地位还没有确立。过去是发达国家发明了高新技术，在本国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然后转移到其他国家去，凭借这种优势获得了非常丰厚的利润。而现在除了少数国家，中国在这方面正处于跟它们同步发展的阶段。所以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来实现跨越式发展。

　　我认为中国已经初步具备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的雄厚基础。

　　一是具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中国经济总规模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财政收入状况良好，2011年将接近或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

　　二是具有牢固的产业基础。中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配套能力强。联合国统计的八大类工业制成品全球贸易当中，中国有三类产品的出口超过四分之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的工业大国。最迟明年上半年，进出口总额要跃居世界第一位。大规模的生产能力既产生了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需求，也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基础。

　　三是中国具有一定的科技创新能力，在不少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技术与发达国家差距相对较小，为战略性新型产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是具有一定人才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培养了大批的科学研究人员和工作技术人员，先进的发明、技术运用有很多。

　　五是具有物质资源的基础，比如中国具有丰富的有色金属、稀土等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资源，在生物、太阳能、风能和关键原材料资源方面有一定的优势。

　　六是具有较好的制度优势，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央多次明确提出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并制定了资助创新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规划，相关规划和配套政策的制定正在展开。

　　当然，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统筹协调各方面的关系。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带动性强、综合效益好的特征，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扩大内需和创造就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当前一是要处理好市场调节与政府引导的关系，要充分发挥我国市场资源比较优势，通过创新和转变消费模式，加快新兴市场的培育，调动企业主体的积极性，促进产学研相结合，同时要注重政府引导作用的发挥，尤其是关系战略新兴产业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

　　二是要处理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和紧密结合。最后还是要落实到地方政府，地方要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创造性，既要严格执行中央政府的现有规划，又要充分考虑地方的实际，因地制宜量力而行，避免盲目发展。

　　三是要处理好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发展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吸取发达国家的教训。多数发达国家，忽视了传统产业发展，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空置严重。现在有的人主张要马上把产业结构，从现在的“二三一”调整为“三二一”，我个人认为这是错误的。我组织了一个团队，对中国工业化进程进行了研究。中国整体才刚刚进入工业化中级阶段，而且发展很不平衡，因此当前主要任务是加快工业化的进程。如果研究一下产业发展的历史，就可以看出，整个西方国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完成工业化，但是后工业化则是上世纪60年代英国的一个学者提出来的。中国至少要到2020年的时候才能够基本上实现工业化，到后工业化社会还有相当长的时间。所以现在提出把产业从二三一调整为三二一我觉得不现实。现在只有北京、上海两个地方做到了，其他都做不到。根本问题是没有发展到这个阶段，要想违背这个规律，硬要发展，是不可能的，硬要定个指标也完不成。“十一五”期间这个指标没有完成，“十二五”期间我看也完不成。

　　四是要协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化的关系。这是老问题，除了科技体制之外，整个经济体制都有问题。科技问题就是院校怎么跟企业合作的问题，去年提出了产学研相结合，但是结合并不好。像美国等其他国家，风险企业发展得很好，就能结合，我们这方面就很差，很多科研成果，包括一些专利不少，但是真正转变成成果的，转化为产业化的成果很少，这个问题值得深刻的研究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