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民:非体制红人行走全球
http://msn.finance.sina.com.cn 2011-09-30 11:21 来源: 中国企业家网黄秋丽 李聪
一个长期以来并非体制红人的“海归”,何以能被体制选中,代表中国行走全球舞台?
Who is he?”
几个棕色皮肤的外国人惊奇地问,吸引他们目光的,是一个被各路媒体里三层外三层围住以至于寸步难行的“中国面孔”。
他是朱民。还可以这么形容他: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成立60多年来的首位中国籍副总裁—这是中国人迄今为止在该机构取得的最高职位;也是继2008年林毅夫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副行长以来,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向国际组织输送的第二位高级管理人才。
9月14日,履新50天的朱民首次回国,亮相大连的夏季达沃斯。
9月15日,是他在达沃斯三天中最忙的一天。这天,他参加了两个早餐会,其中7点那一场有他的演讲—这拉开了他一天演讲的序幕。随后,达沃斯午餐会和晚上的一个论坛上,他都被安排了主题演讲。下午两点一刻,他参加了Bloomberg的电视辩论。此外,这天他接受了20家媒体的采访,原本安排了18家,但拒绝这些执着的记者让他心有不忍。一大早,一个电视台女记者就在酒店门口等他。“(她)都要哭了,我想想都不容易,都是为了工作,就临时又增加了两个采访。”朱民说。
晚上8点,在网易财经频道的论坛上作完主题演讲,他很耐心地坐在会场听论坛嘉宾发言,直到9点半论坛结束。之后,他才以一碗面条结束了一天的匆忙。
远比“秀场”达沃斯的日程来得紧迫与复杂的,是世界宏观经济与金融的形势。朱民的上任,委实可以算作“生于忧患”,就在他履新当天,7月26日,美元指数一度跌至阶段性最低点。随后的8月,欧债危机恶化,甚至蔓延至全球经贸领域,部分国家通过提高贸易壁垒以求自保;继希腊之后,意大利也开始挣扎于泥潭边缘。关于欧债危机的争吵及博弈,也不单限于欧洲央行、IMF以及希腊政府,那些隔岸观火的新兴市场国家,也纠结在救与不救之间,他们有理由担心,未来设若自身陷入严重危机,IMF等国际机构,会否像持续数轮救助希腊一样救助自己?
某种程度上,朱民正是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言人”。他在IMF分管68个新兴市场国家,且在处理欧债危机中,他直接领导制订了欧洲财政、金融等方面全套的整改政策。
在提名朱民做IMF副总裁时,IMF总裁拉加德曾在多个场合表示:“朱民拥有政府、国际政策制定和金融市场的丰富经验,高超的管理和沟通技能,以及对基金组织的机制理解,我期待着他的支持。”拉加德是IMF的改革派人物,她当选时曾表示要将IMF的改革推进下去,增加新兴市场国家的份额和话语权。朱民担任副总裁,显然有助于增强基金组织对亚洲和新兴市场的了解。
但朱民的角色扮演不止于此。试举一例:他上任前,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家、IMF前官员普拉萨德在《华尔街日报》撰文称,朱民的提任反映出中国在IMF权力结构中地位日益重要,让人们开始担心,IMF日后是否愿意对中国政策做出不留情面的评估?
IMF的“独立”性似乎不用普拉萨德们担心。就在朱民出任IMF副总裁前几日,IMF发布的一份报告称,人民币被大幅低估23%并敦促人民币升值。但这多少让即将赴任的朱民有些尴尬,要知道,当他还是中国央行副行长时,他多次发表过类似的言论:“人民币不是全球经济再平衡中的关键因素,各国应更关注于利用宏观政策解决储蓄和消费失衡问题……”
在朱民身上,折射出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多重复杂关系:中国与IMF的关系,新兴市场国家与IMF的关系,新兴市场国家与欧美的关系,其它新兴市场国家与中国的关系,等等。
即便国内,对于朱民及其“副总裁”的新身份,也有不同声音,有质疑为:朱民将是“话筒”还是“金锤子”?前者只是种摆设,而后者则代表了世界经济增长贡献超过50%、身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不仅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且要决策权的诉求。但被美、欧、日三强把持达60年之久的IMF决策格局,能否因朱民的到来而有所改观呢?
客观来看,50天的时间,朱还没有在新的国际平台上展现过多的惊人之举。他自己,用一贯诚恳而谦和的语调对《中国企业家》表示:“不能夸大个人的作用。”
“朱民完全可以胜任。”朱民的好友、招商银行(微博)行长马蔚华对《中国企业家》说,“IMF将他视为新兴市场的代表,我觉得新兴市场是有声音的。”
“他是被选中的”
“Min,you are the biggest star!”9月14日,在中欧商学院举办的晚餐作主题演讲时,一位外国朋友对朱民竖起了大拇指。这并不夸张,头发斑白、温和睿智的朱民,确是本次达沃斯论坛上最耀眼的红人。
在达沃斯一场论坛中,主持人、荷兰Leiden大学公共经济学教授Victor开场甚至这样介绍朱民:“朱民先生,IMF的二号人物。”
朱民马上纠正:“Victor,你可不能这样说话。我们四个人(IMF副总裁)都有分工,你这样说会让我们丢饭碗呢。人人都想升职,你说是不是?”
IMF真正的二号人物是美国前总统特别助理戴维·利普顿—实际上,IMF的二号人物从来都是美国人,一号人物则是欧洲人,这个惯例60年来没有改变过。在欧美主导的世界体系中,世界银行和IMF这两个最重要的国际金融组织,长期都是欧美人轮流坐庄。
1946年3月正式成立的IMF,是欧美中央银行以及其它一些掌控了世界经济命脉的银行家们所掌握的国际金融组织。在这个“寡头俱乐部”中,中国属于后来者。1980年4月17日,该组织才正式恢复中国的代表权。
但朱民又的确是个“特例”。他的IMF副总裁职位,是满头银发、气质卓然的拉加德女士担任IMF总裁之后的一大创举:之前IMF只有三个副总裁,从朱民开始,增设了第四个副总裁的职位。
这不是“二号人物”,但确实是个关键角色,意味着在国际货币体系维护与改革方面,中国人开始从外圈走到了内圈。就在达沃斯论坛召开几天前,意大利希望中国政府购买他们的国债,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像几年前的“中国威胁论”一样,“中国责任论”又开始流行。“欧债的问题,可能会把朱民的位置放大。”一位观察人士分析,尽管他是增设的、排名最后的副总裁,但“他天然是欧元区与中国的纽带”。达沃斯那三天,朱民的观点被海外媒体频频引用,他的照片常常出现在媒体的重要位置。形成鲜明映衬的是,2010年他上任IMF总裁特别顾问和今年7月上任IMF副总裁时,国外主流媒体对他可没这么友好,并质疑中国不应获得这样的职位。
“朱民热的背后,实际上是中国热。”央行原研究局副局长景学成对《中国企业家》说,中国恢复IMF席位时,拿不出外汇,向中国银行借了几百万美元才交上了IMF份额的钱;而现在,中国有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是不可想象的改变。“朱民热,实际上是他个人魅力加上中国的实力、威望,两者缺一不可。”
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到这次欧债危机,这场席卷全球的风暴至今没有完结。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又是不争的事实;2010年,新兴经济体第一次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47.8%,新增消费总量的73%,对经济增长贡献占70%。
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IMF显得力不从心,可使用的资源捉襟见肘。后来,IMF与中国达成了双边的“信用卡式”的新借款安排—IMF成员国有需要时,中国以庞大的外汇储备提供资金。最终,在中国推动的多边协议框架下,IMF成员国对IMF注资7500亿美元,使其可用资金翻了两番。
正是从那时开始,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新兴国家强烈呼吁对IMF进行改革,包括增加发展中国家权重、改革特别提款权等。一位高层人士透露,提出加入IMF高级管理团队,是中国决策层应对金融危机的举措之一。尽管2009年中国决策层就希望参加IMF副总裁的角逐,却由于美国的反对,最终不了了之。但值得注意的是,同年10月,中国银行副行长中排名靠后的朱民“连升三级”,被火速提拔为央行副行长,仅4个月后的2010年2月,他就任IMF总裁特别顾问—这一任命算作各方势力平衡的结果。
在2010年通过的IMF份额改革方案中,中国的份额从之前的3.72%升至6.39%,投票权也升至6.07%,位列美、日之后,成为第三大表决权国。
富于戏剧性的事件发生在2011年5月。5月14日,IMF前总裁卡恩因性侵案被纽约警方逮捕,IMF的领导层和管理结构出现了一个巨大改变的可能。5月24日,金砖五国发表联合声明,呼吁IMF新总裁遴选过程应真正秉承透明、择优及竞争的原则,应摒弃IMF总裁来自欧洲的不成文习俗。但是,在与发达国家博弈之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博弈,使得金砖五国并没有就候选人提名达成统一意见。最终的结果是,墨西哥央行行长卡斯滕斯单挑法国前财长拉加德,并以失败告终。
中国对拉加德投了赞成票。在朱民获任IMF副总裁之后,海外媒体尖刻地指出:朱民的职位是拉加德对中国支持竞选的回报。对于这一说法,朱民对本刊的回应是“No comments”(不予置评)。
在招商银行董事长马蔚华看来,朱民“当个副总裁是必然”,理由是,作为国际组织,IMF不能忽视中国这样有如此重大作用的经济体。
那么,在从IMF总裁顾问到副总裁的道路上,朱民做了什么?“朱民根本没有办法做准备。”一位分析人士说,“他是被选中的。”在这场由金融危机掀起的、漫长的全球经济格局转换的过程中,在国与国的博弈中,每个人就是一枚小小的棋子。
不过,当年在IMF副总裁人选上,中国满足条件的候选人并非朱民一人。
记者采访的一些接近央行的高层人士透露,为世界金融体系输送中国人才,早在多年前就已开始酝酿。1984年,中国恢复了在IMF中的执董地位。当时中央指示,要做好派驻IMF的人员选派工作。现任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兼行长李若谷当时应这股东风,被派驻到IMF担任临时副理事,1990年升任IMF亚洲部经济学家。任职多年后,李若谷于1999年回国,并升任央行国际司司长。此外,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也可能是符合条件的候选人之一。
朱民在IMF的工作内容,除了分管68个新兴市场国家、与其它国际组织的多边合作之外,比较重要的部分是负责全球金融政策的制订,编制《金融机构稳定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