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誉屡次走眼为哪般?

　　去年以来，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对唱空中国经济和银行业颇为热衷。2010年6月，曾下调中国银行业风险评价至“最易受到系统性风险”的D/3类。2011年4月，又把中国长期本币债信评级展望由稳定下调至负面。7月18日，惠誉在一份评估35家中资企业的报告中表示，使用中国会计准则以及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是这些中资企业的主要劣势指标，这些企业高企的现金储备和高估值可能掩盖实际存在的财务问题。9月8日，惠誉再次警告，若中国银行资产质量出现实质性恶化，可能会在六个月至两年内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据称，银行信贷、地方债和新出现的通货膨胀压力是惠誉对中国此举的诱因。乍看起来，惠誉就像一位“先知”，接受“神人”的启示，预测着中国经济和银行业的未来，并不断地传导给全世界。事实果真如此吗？如果我们回顾过去，就会发现，这不过是一个老掉了牙的不断被重复的故事。历史已经多次证明，撇开道德和诚信，预测与妄言仅仅一步之遥。

　　一、当预测变成妄言

　　纵观惠誉历年对中国的主权评级报告和银行业特别报告，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十多年间，惠誉一直把中国银行业看作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质疑从未间断，但也从未准确过。

　　2001年，惠誉认为中国银行业盈利能力极差，即使未来几年信贷增长加速，盈利也不会同比例增长。四大行只是依靠扩大贷款规模来降低不良贷款率，不良贷款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惠誉还表示中国银行业的贷款损失拨备很低，以未计提拨备的不良贷款占资本金的比率计算，国有银行已经在技术上破产好几次了。实际情况是，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加快推进商业银行改革，采取综合措施降低不良贷款，1998年至2000年连续推出为国有商业银行补充2700亿元资本金、成立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剥离14000多亿元不良资产等政策，取得了明显成效。1999年底，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上升速度开始下降；2000年第4季度，不良贷款比例开始下降；2001年底，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比例同时下降， 4家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下降920亿元，不良贷款比例下降3.8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和脱困的三年目标基本实现，2000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392亿元，是1997年的2.9倍，为商业银行进一步改革发展奠定了基础。

　　2002年，惠誉仍坚持认为不良贷款等问题使中国的银行体系十分脆弱，中国很可能会发生银行业危机并对经济发展造成较大损害。与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不同，中国银行业危机的导火索来自内部。同时指出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不良贷款并没有为解决银行不良贷款问题提供一个很好的途径，并质疑官方公布的新增贷款不良贷款率低于1%的可信度。实际情况是，2002年末，中国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较年初下降3.95个百分点。其中中国工商银行不良率比年初下降4.26个百分点，1999年以来新增贷款不良率控制在1.7以内，达到国际银行业优良水平。

　　2003年，惠誉继续认为中国银行业当时的信贷管理水平不能应对贷款快速增长带来的挑战，潜在信贷风险加大，下调了部分银行的评级。并预言，由于贷款增速过快，新不良贷款将在未来几年涌现。如果中国经济不能实现软着陆，房地产和钢铁等行业的信贷泡沫破灭将影响国内经济增长，并因此损害银行体系的稳定。四大行的资产质量问题自己已无法解决，股份制银行的资产质量问题也开始涌现。就算通过政府注资使四大行上市，但四大行是否会真正转变经营方式，投资者对四大行在完全商业基础上运作是否有信心，仍存在很大疑问。实际情况是，2003年中国各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比例较年初下降5.32个百分点。另外，2003年12月，汇金公司向中行和建行注资450亿美元，不仅补充了两家银行的核心资本，也使两家银行的公司治理改革得以深化。

　　2004年，惠誉认为中国的GDP增长大部分依靠投资拉动，质疑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并表示一旦经济环境变差，商业银行的坏账会马上显现。同时，继续质疑中国银行业的风险管理水平，并为以前的错误判断寻找理由，强调2000年以来中国银行业资产质量的改善主要是得益于经济环境好，并坚持认为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被低估了。实际情况是，2004年中国实际GDP同比增长9.5%。同时，2004年也是中国银行业改革和巨变的一年。中行、建行两家试点银行的财务重组基本完成，不良资产处置工作进展顺利。通过国家注资、处置不良资产、增加风险拨备等财务重组措施，中、建两行的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盈利水平、风险拨备等主要财务指标均达到或接近国际大型商业银行的水平。2004年，中国主要商业银行实现利润635亿人民币。

　　2005年，惠誉预计中国银行业在2003年贷款高峰期的部分贷款可能成为坏账，未来几年中国银行业将面临更多呆坏账。而且进一步指出，任何坏账的核销都会给中国银行业带来沉重负担，因为中国银行业的利润率较低，资本充足率也很低。由于贷款增长放缓和不良贷款增多，2005年中国各家银行利润增长将趋缓，甚至出现利润下降。实际情况是，2005年中国主要商业银行实现利润1850亿人民币，同比增长近200%。当年，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继续双降，工、中、建、交四行的整体不良贷款率降为4.27%(当时中国农业银行(2.46，0.00，0.00%)尚未进行股份制改革)。特别是，在这一年中国最大的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完成了股份制改造。

　　2006年，惠誉再次放言，尽管中国的银行进行了改革，但银行系统整体依然很薄弱，银行业风险仍是经济最大的风险之一。中国银行业的内控和风险管理不可能在几年内就得到强化，中国银行业也不可能对经济周期免疫，贷款快速增长导致坏账增加的可能性依然很大，有可能使近十年的改革成果付之东流。并进一步批评中国大型国有银行IPO的速度太快，改革尚未完成，银行也未充分准备好。实际情况是，2006年，随着工商银行完成上市，中国银行业进入了全新发展时期。到2006年底，资本充足率达到8%监管要求的商业银行有100家，比2005年增加了47家，资本充足率达标银行资产占商业银行总资产的比重为77.4%。

　　全部商业银行五级分类不良贷款比2005年底减少713亿元，不良贷款率7.1%，下降1.5个百分点。工、中、建、交四家股改银行五级分类不良贷款额较2005底年减少199亿元，不良贷款率下降0.68个百分点至3.59%，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提高15.96个百分点至80.86%。当年，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实现税前利润3379亿元，四家股改国有商业银行的股本净回报率达到14.9%，中间业务收入占比达到17.5%，整体盈利水平和财务可持续能力有了较大提高。

　　进入2007年，惠誉仍未接受教训，依然认为会计和信息披露问题、有经验的信贷管理人员缺乏、过于关注贷款规模、腐败及风险管理改革不充分等因素使中国银行业的贷款质量面临巨大压力，并再次质疑中国银行业贷款分级和质量数据的准确性，认为真实的不良贷款率可能更高。实际情况是，

　　2007年，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超过50万亿元，整个行业的资本充足率首次突破8%，达标银行161家，比上年增加61家，工、中、建、交四行的整体不良贷款率进一步降至2.73%。2007年底，工、中、建、交四行的总体拨备覆盖率达到104.5%，较年初提高23.7个百分点，风险抵补能力进一步提高，抗风险能力进一步增强。当年，银行业金融机构实现税后利润4467亿元，资本利润率16.7%，资产利润率0.9%，手续费佣金收入占比达到27.4%。与此同时，各股改银行在成功上市基础上，继续加强公司治理和业务流程优化建设，业务创新、风险管理水平和整体竞争力进一步提升。

　　2008年，惠誉又一次预言，中国银行业尽管盈利快速增长，但前景堪忧。中国银行业的信贷文化、风险管理及公司治理改革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就算是很差的公司在经济环境好的时候也可以表现得像一个好公司，因此对中国银行业的风险要提高警惕。实际情况是，2008年，在先后经历严重自然灾害，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等复杂严峻形势下，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仍保持9%的增幅。银行业金融机构实现税后利润5834亿元，同比增长31%，资本利润率达到17.1%，资产利润率达到1%。2008年底，商业银行整体资本充足率达到12%，比上年提高3.7%，超过国际监管水平。资本充足率达标银行204家，未达标银行仅1家，达标银行资产占商业银行总资产的99.9%。商业银行五级分类的不良贷款率降至2.4%，较年初下降3.7%个百分点。银行业整体拨备覆盖率达到116.4%，较年初增加75.2%。当年，五家大型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达到12.31%，税后利润合计3468亿元，以13.7%的资产增长实现了28%的利润成长。其中四家上市大型银行净利润增幅达到27.2%，平均ROA为1.18%，ROE为18.22%，不良贷款率继续下降至2%左右的较低水平，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提升至126.97%，抵御风险能力进一步增强，与深受金融危机冲击的一些国际大行相比形成明显反差。

　　2009年，惠誉发布“中资银行：在实体经济疲弱的环境下信贷规模激增值得关注”的特别报告，强调虽然中国银行业信贷快速增长，但国际需求减少和国内需求低迷将给投资回报带来压力，从而影响银行贷款质量。认为2008年之后，中国为刺激经济而增发的大量贷款主要流入了地方政府融资项目及房地产行业，这部分银行资产很可能出现恶化。2009年7 月4日，惠誉把中国宏观经济风险评级的指标从“安全”降至和破产的冰岛同级，表示担心中国经济刺激计划未来的损失会远大于预期。并预计2009年中国实际GDP增速仅为5.6%。实际情况是，2009年，中国有效遏制了外需不足引发的经济增长下滑态势，实现GDP增长8.7%。银行业金融机构实现税后利润6684亿元，同比增长15%。在贷款大幅增加、资本质量要求明显提高的环境下，商业银行整体资本充足率保持在11.4%，239家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全部达标。不良贷款余额和比率继续双降，五级分类的不良贷款余额较年初减少630亿元，不良贷款率进一步降至1.58%，较年初下降0.84%。同时，拨备覆盖率进一步提升至155%，比年初提高38.6个百分点。尤其是五家大型银行在金融危机中表现抢眼，2009年合计实现税后利润4112亿元，较2008年增长18.6%。其中四家上市大型银行平均ROA达到1.14%，平均ROE达到19.17%，净手续费和佣金收入占比增加3.2个百分点至18.1%；不良贷款余额较上年末减少410亿元，不良贷款率较上年末下降0.81个百分点至1.51%，继续保持双下降势头，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达到163.4%。

　　2010年以来，惠誉依旧我行我素，坚持唱空中国经济和中国银行业。不过，与其预测相反的是，由于国际金融危机伊始，中国便迅速采取行动，调整了宏观经济政策，并出台了相关刺激计划，以保持增长、扩大内需、深化改革并改善民生，使中国成功克服了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和困难，保持了快速稳定的增长。2008年至2010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分别增长了9.6%、9.2%和10.3%，同期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增幅则分别为5.9%、-0.7%和3.3%，全国城镇地区新增3380万个就业岗位。2011年上半年，中国仍保持了稳健的增长， GDP增长9.6%，贸易顺差减少17.6%，内需的作用增大；城镇新增就业655万人，物价涨幅总体可控；结构调整积极推进，企业效益和财政收入较快增长；居民收入稳步提高，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

　　从银行业来看，随着农行于2009年完成股改，中国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全部完成股改上市。股改银行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和公开上市实现了股权多元化，在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理念及激励约束机制等方面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英国《银行家》杂志以一级资本和业绩表现为基础的全球前1000家银行排名中，来自中国的银行从2003年的只有15家上榜增加至2010年的84家。中国成为上榜银行数目第三多的国家(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到2010年底，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比2003年仅增加了3倍，但资产利润率增加了10倍，达到国际良好银行水平。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比例分别从2002年末的2.28万亿元和23.61%(四级分类口径)下降到2010年末的3646亿元和1.15%(更为严格的五级分类口径)。商业银行整体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从2003年末的-2.98%上升至2010年末的12.2%，所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全部超过8%的监管要求。所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从2002年末的6.7%提高到2010年末的218.25%，总贷款拨备率达到2.41%。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受损严重甚至破产倒闭的倒是那些被所谓的国际大型评级机构评级远高于中资银行的西方金融机构。在美国，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4月，惠誉给美国主要银行机构的个体评级基本上为最高级别的A或B，展望基本

　　上是稳定或积极。比如，后来破产的华盛顿互惠银行，2007年4月的惠誉评级是B，评级展望为稳定。当时，惠誉认为尽管美国经济增长放缓，银行不良资产率略有上升，但美国大型银行业信贷资产质量仍保持稳健。不过，惠誉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次贷危机中美国银行业却交给了它一份糟糕得不能再糟糕的答卷。而且时至今日，受房市低迷以及消费者和企业贷款意愿下降的影响，不少美国银行都面临着放贷与交易减缓的现实，很多银行的利润和收入持续下滑。在欧洲，惠誉在2008年4月给法国兴业银行(12.39，0.05，0.41%)、法国农业信贷银行、法国巴黎银行的个体评级均在A/B或B之间，展望均为稳定。惠誉笃信尽管经济环境不好，但法国三大银行零售业务仍保持增长，资产质量仍保持稳健。但是，进入今年9月以来，法国银行业却坏消息不断：到9月13日，法国巴黎银行股价在一年内的跌幅超过49%，兴业银行和农业信贷银行股价跌幅均超过60%；9月14日，法国兴业银行和农业信贷银行则被穆迪下调了信用评级，法国巴黎银行也被穆迪置于评级复评名单。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在欧洲，法国银行业对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风险敞口最大。法国各大银行公布的年中财报也显示，法国巴黎银行对希腊主权债务风险敞口约为50亿欧元(约合71亿美元)，是对希腊已知风险敞口最大的法国金融机构。而且，法国兴业银行和农业信贷银行均在希腊开办零售业务，如果市场恐慌情绪继续蔓延，这些银行将陷入股价不断下跌但债券利差不断上涨的恶性循环。同样，惠誉在2007年10月给西班牙主要银行的个体评级基本上都在A或B之间，展望均为稳定或积极。惠誉那时认为西班牙行业盈利能力强、成本收入比低、资产质量较好、贷款拨备水平高、抗风险能力较强。但事隔不久西班牙房地产市场崩盘，该国银行的坏账敞口骤增。今年7月份西班牙银行业坏账率创下16年来新高，坏账总额增至1247亿欧元，相当于银行业总资产的6.94%。更加麻烦的是，西班牙央行9月20日称，该国房地产价格在今明两年还将继续下滑，由此，该国银行业将面临进一步的问题。面对这些事实，惠誉始而似乎有点不知所措，继而眼见情况不妙，马上开始考虑如何塑造和维护自身的形象了，它忙不迭地着手调降美国、法国、西班牙三国银行业的评级。2011年3月，对西班牙主要银行的个体评级已降至B到C之间(只有桑坦德银行的个体评级还维持在A/B)，部分银行的个体评级甚至降到D；4月，对法国主要银行的个体评级已降至B或C；8月，对美国一些银行的个体评级已降至B到C之间，部分银行的个体评级还降到D。这种行为加剧了信用评级的顺周期性，加剧了金融市场投机，给上述三国的经济、金融复苏也带来了负面影响，而同期，屡次被唱空的中国商业银行却依旧保持了良好的经营势头，经营绩效已全面超越西方大型商业银行。至此，人们不禁要问，惠誉作为全球著名评级机构，其职业水准何在，抑或其诚信、道德何在，因为其每次所谓的预测都落空了！

　　（责任编辑：张元缘）

　　二、惠誉屡次走眼为哪般

　　

　　在信用全球化背景下，信用作为资本的一般形态，对全球经济的基础性推动作用日益重要。信用评级是解决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的重要途径，其应该在资本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运行中起着风险揭示、市场定价、防范风险等作用。对一个国家评级的可靠性不仅事关该国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而且有关状况还会传导至国际金融体系。信用评级机构理应本着严肃、诚信、公正的态度，负责任地向公众提供符合实际的信用评级信息，而不是像女巫或者算命先生一样，用几近占卜的方式决定评级结果。作为一家国际著名信用评级机构，惠誉唱衰中国经济和银行业屡次成空，但却乐此不疲，主要是它在治理机制、商业模式、评级标准上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弊病和难以抑制的冲动。

　　(一)由西方少数资本控制必然反映特定集团的诉求。惠誉是由西方少数资本所控制的，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其必然要照顾特定集团的诉求，体现在评级结果上就是会有利于这些集团，而不利于广大新兴经济体。比如，惠誉等国际评级机构长期给予世界最大债务经济体和净债务国最高信用级别，掩盖了其真实偿债风险(尽管今年以来不得不有了一些变化)。这一方面使发达国家可以凭借高信用等级超过自身偿债能力占有国际信用资源，把繁荣建立在巨大的债务风险上。例如，2009年一些发达国家的外债总额超过其当年GDP的100%，当年财政收入的300%，坐拥了世界90%以上的信用资源。另一方面还使发达债务经济体得以利用高信用等级获取利益。按照10年期国债利差和2009年第3季度发达国家外债总额匡算，因AAA信用级别，其借贷成本相对于BBB信用级别每年节约了大概2.5万亿美元，10年总共节约了25万亿美元，而这也许是他们应该付给债权国的融资收益。另外，高信用等级也掩盖了最大债务国通过货币贬值输出债务的行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惠誉等国际评级机构对亚洲国家进行评级时总是“另眼相看”，对中国也似乎是“特别关注”。这些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良好预期为世界所公认。但是2005年前，惠誉始终维持其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多年不变的A-级(“适宜投资”的最低级别之一)。由于一国机构、企业的评级通常不得超过该国主权评级，这就相当于间接限制了中国企业的评级。而惠誉对中国银行业机构的评级则更是普遍在最低的D或E之间(“存在问题或需要外部支持”)。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蔓延和深化的时期，被惠誉等国际评级机构降级的大部分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或新兴经济体，而作为金融危机源头及在金融危机中遭受巨大打击的西方发达国家，仍稳居AA以上级别。这种大债权国与大债务国之间信用等级的“倒挂”，直接导致新兴经济体企业海外融资成本高企。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遭遇重创，欧债危机随之出现，惠誉等国际评级机构又予以了呼应，对欧洲一些国家及银行的评级作了调降，这种做法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实际结果至少使流出美国转而流向欧洲的资金又再次回到了美国。如今，惠誉再次警告要调降中国评级，看来是想让投资者离开经济增长势头不错的新兴市场，而告诉世界美国仍是全球投资者的首选投资地。

　　惠誉AAA级及AA级别国家（地区）2009年相关指标对比表（%）

　　GDP增长率

　　财政余额/GDP

　　各级政府债务/GDP

　　总外债/GDP

　　AAA级平均

　　-3.6

　　-3.2

　　55.2

　　197.5

　　奥地利

　　-3.6

　　-3.5

　　66.5

　　212.4

　　加拿大

　　-2.6

　　-4.8

　　77.3

　　63.6

　　丹麦

　　-5.1

　　-3.0

　　38.0

　　197.5

　　芬兰

　　-7.8

　　-2.2

　　44.0

　　139.5

　　法国

　　-2.3

　　-7.9

　　77.4

　　193.3

　　德国

　　-4.9

　　-3.2

　　72.5

　　155.1

　　卢森堡

　　-4.0

　　-1.1

　　15.3

　　3802.6

　　荷兰

　　-4.0

　　-4.9

　　62.4

　　309.5

　　挪威

　　-1.5

　　7.2

　　46.7

　　144.5

　　新加坡

　　-2.0

　　10.6

　　48.9

　　235.9

　　西班牙

　　-3.6

　　-11.5

　　55.2

　　174.7

　　瑞典

　　-4.9

　　-2.3

　　42.9

　　200.3

　　瑞士

　　-1.5

　　-0.5

　　40.8

　　250.5

　　英国

　　-5.0

　　-12.2

　　70.8

　　428.8

　　美国

　　-2.4

　　-11.4

　　77.7

　　137.1

　　AA级平均

　　-2.7

　　-5.3

　　34.5

　　144.1

　　澳大利亚

　　1.4

　　-4.0

　　17.1

　　102.4

　　比利时

　　-3.1

　　-6.0

　　98.0

　　289.1

　　新西兰

　　-1.2

　　-2.1

　　33.8

　　144.1

　　日本

　　-5.2

　　-8.8

　　206.4

　　45.5

　　爱尔兰

　　-7.5

　　-11.9

　　64.7

　　839.5

　　意大利

　　-5.1

　　-5.3

　　115.1

　　116.7

　　葡萄牙

　　-2.7

　　-9.3

　　78.0

　　217.0

　　数据来源：Fitch’s Sovereign Data Comparator updated by March2010

　　(二)趋利性的商业模式难以保证评级结果客观公正。惠誉等评级寡头为瓜分全球评级市场而展开信用级别和价格竞争的目的是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这就决定了它们的行为结果将按照有利于自身利益和利益相关者需要的方向发展，不仅可能无法正确揭示债务人的信用风险，甚至会为了逐利掩盖风险并提供虚假评级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说，惠誉等国际评级机构的独立性与客观性是值得质疑的。在现行体系中，一些欧美金融垄断资本可以利用国际评级机构对国际金融市场的主导作用拉升相应标的的价格，通过反复操作建立起评级和价格之间的对应关系。并配合广泛的有选择性或倾向性的研究报告和市场分析预测，不断在市场大众的思维中强化这种因果关系。最终使评级机构成为新的牧羊人，指挥着市场的羊群按照资本希望的方向前进。比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先是某国际著名评级机构将泰国国债降级，然后泰铢贬值，股票、债券和土地等资产价格暴跌，最后，众所周知，谁赚得盆丰钵满。今年以来，少数国外对冲基金做空中国概念，惠誉等国际评级机构推波助澜，不断唱衰中国经济和中国银行业，除了试图借助份量不断提升的中国经济提高自身影响，在评级机构公平性普遭质疑之时赢得所谓“公正”的权威性外，但愿他们的所做所为与一些对冲基金正在建立针对中国的空头头寸的行为是一种巧合。

　　(三)垄断影响评级标准科学性。从全球评级市场格局来看，在世界所有参加信用评级的企业中，穆迪覆盖了80%的银行和78%的公司，标普覆盖了37%的银行和66%的公司，惠誉覆盖了27%的银行和8%的公司。为持续强化这种垄断地位，一直以来三大评级机构还不断通过收购、参股、联营、联盟等多种形式参与其他经济体信用评级机构的经营。以亚洲为例，穆迪持有印尼PT.Kasmic评级公司99%的股份，在韩国设立了合资的韩国投资服务公司。标普与菲律宾评级服务公司、印尼PT. PEFINDO Credit Rating Indonesia公司开展了战略联营，与台湾的中华信用评级公司建立了联盟。惠誉是马来西亚评级公司的非控股股东，与马来西亚Palladium Consulting Sdn Bhd公司建立了全球合作伙伴关系，在韩国设立了合资的韩国管理咨询和信用评级公司。在中国，三大评级机构也控制了信用评级市场2/3的份额。这种集中度很高的市场格局，使穆迪、标普、惠誉成为国际评级市场的标准制定者和准监管者，它们无须开展深入的评级技术研究，便可“指点江山”，实际上其技术水准已经不能保证评级信息的可靠性。此外，在国家主权信用评级上，惠誉等国际评级机构还存在着严重的意识形态化问题，这也损害了评级结果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具体表现为：一是籍口民主、自由观念，把信用评级政治化；二是籍口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强调经济开放度特别是金融开放度对国家信用评级的影响，推行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主张；三是籍口中央银行独立性和货币国际化程度，维护经济强国的特殊利益，掩盖了这类国家的货币贬值风险对国际信用关系可能造成的巨大破坏；四是籍口主要关注银行业的风险水平，以及银行业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对外开放程度，片面评价一国金融体系；五是籍口一些所谓指数(目前使用的指数有五类，即世界银行治理指数、腐败指数、经商难易度指数、全球经济竞争力指数和人类发展指数)，影响评级结果的客观性；六是籍口人均GDP排序等因素，站在实用主义的立场上选取评级指标。从公司信用评级来看，惠誉等国际评级机构的标准也令人质疑。2002年，标准普尔发布对“安然”公司的“BBB”评级，这是适合投资的等级，而“安然”公司却在4天后倒闭。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惠誉等国际评级机构几乎都刚刚给予了美国一些公司及其衍生品“AAA”的评级，但几个月后又都改成了“CCC”的垃圾评级。

　　（责任编辑：张元缘）

　　三、事实胜于雄辩，科学发展的结果将再次让一些妄言成空

　　

　　自去年以来，惠誉等国际机构唱空中国经济和银行业的主要题材是中国房地产与地方债及相关融资问题，这确实是中国需要关注的领域。但是它们忘记了中国的经济基础、发展潜力和政府的宏观管理能力。当前，中国经济运行和银行业经营的总体情况是好的，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结构和效益的关系趋于改善，银行业的盈利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持续提高，一些矛盾正在逐步缓解。经济增速略为放缓，在很大程度上是主动调控的结果，处在合理水平，没有超出预期。只要我们进一步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认真落实既定的经济金融方针政策，充分估计面临形势的复杂性和严峻性，更加扎实地做好工作，处理好保持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三者之间的关系，就一定能够巩固经济金融发展的好势头，以雄辩的事实让那些无事实依据的所谓预测落空。

　　(一)把握好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力度和节奏。要继续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重视货币政策的滞后和累积效应，提高政策的前瞻性；合理运用多种政策工具，提高政策的针对性。既把物价涨幅降下来，又不使经济增速出现大的波动。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策，强化增收节支，优化支出结构。清理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实施全口径监管，严格控制增量，逐步消化存量，有效化解风险。按照分类管理、区别对待的原则，妥善处理地方政府债务偿 还和在建项目后续融资问题。金融机构将切实加强对地方政府融资的风险识别和风险管理，遵循商业化原则，审慎评估借款人财务能力和还款来源。禁止政府违规担保承诺行为。研究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抑制不合理购房需求，严格实施差别化住房信贷、税收政策和住房限购措施，有针对性地抑制二、三线城市房价过快上涨，促进房价合理回归。适当增加房地产用地供应，促进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住房有效供给，重点抓好保障性住房和普通商品房建设。利用目前房地产市场的相持阶段，抓紧研究和制定促进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的治本之策。

　　(二)进一步增强银行业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全面增强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努力在建设现代金融企业的道路上走得更好更稳。一要努力提升金融服务水平。紧紧围绕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导向和宏观调控政策要求，加强信贷资源的优化配置，以信贷结构的优化更好地支持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一步深化以客户为中心的业务流程改造和经营管理机制创新，依托信息科技提升服务创新能力，做客户满意度高的金融机构，更好地发挥银行在支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二要大力调整优化经营结构。加快形成资本节约型的业务发展模式，从高资本占用型业务向低资本占用型业务转变。要通过转型发展，使信贷利差收入、投资收入、手续费收入以及境内、境外收入的比例更加均衡，形成多元化、可持续的盈利增长格局，从容应对金融监管改革以及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带来的挑战。三是不断完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积极适应金融监管改革的新要求，不断完善符合监管新规及可持续发展需要的全面风险管理架构和体制机制，增强风险管理的前瞻性和预判力，提高风险管理技术的应用水平，保障稳健经营和健康发展。四是持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适应银行集约化、国际化、综合化、信息化发展要求，通过培养和引进并举，增量优化和存量提升结合，以及健全考核激励机制，打造一支员工总量和年龄梯次合理、素质优良、专业和区域分布科学、适应未来发展的人才队伍。

　　(三)培育新兴经济体自己的评级机构。新兴经济体应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鼓励本国评级机构发展，打造自主品牌的权威评级机构，使它们成为本土评级市场的主力军，代表本国参与国际评级话语权的竞争。一要健全信用评级法规体系和统一的信用评级监管体系。在国家法律框架内明确信用评级在国家立法、政策制定、政府监管、信息披露等方面的地位和作用。从整合监管资源、实现统一监管，强化监管机构管理职能，建立对评级项目实时报备、审查的监管系统等方面入手建立统一的信用评级监管体系。二要针对性解决评级行业存在的症结性难题。完善本土评级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提高优秀本土评级机构的行业地位以及进军国际评级市场的能力。三要把本土评级体系的培育与国内债券市场建设、跨境经济活动结合起来。由本土评级机构为跨境经济活动提供国家和投资信用风险评级服务，在境外信贷、投资中使用本土评级机构的国家主权信用评级及跨国经济主体的信用评级信息，保障本国对外投资安全。另外，信用评级属于高科技领金融服务业，各新兴经济体应持续投入高端科技人才和专业技术研究人才，形成评级行业的人才竞争力。四要切实加强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评级交流与合作。在推进本土评级机构建设过程中，各新兴经济体应加强在技术、研究和市场等多层面的交流合作。整合各自信用评级资源，相互给予资质认可和准入便利，实现信息互通和资源共享，必要时探索建立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超主权评级机构。力求通过清晰的发展目标与实现路径，在区域和经济体层面促进信用评级机构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另外，新兴经济体还要积极参加与国际信用评级行业新秩序建立相关的各类国际组织、会议、论坛，参加制定全球统一的评级监管规则和评级标准，在完善国际评级框架机制方面的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综上所述，当前从基本面看，中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势头仍将继续。虽存在着经济结构需进一步调整，发展方式需进一步转型，物价上升较快的势头需进一步控制的问题，但风险完全可控，政府对经济的调控能力依然很强；从银行层面看，中国银行业公司治理持续改善，盈利保持较快增长，未来发展潜力巨大。“做空中国”不具备任何支撑因素。挖空心思布置做空中国的头寸和舆论，是一种幼稚的行为。

　　（责任编辑：张元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