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与不转 型都在那里

　　编者的话

　　近一段时间以来，在多个大大小小的场合聊起国内宏观经济的未来趋势时，几乎每个对话者都弥漫着沉重的焦虑感。

　　不久前刚刚结束的“2011’中国CFO年会”，我们拟定了一个偏于沉重的主题——“前转型时期的价值重塑”。正如我们在本届年会邀请函上所写道的那样：“从宏观经济领域看，高能耗、高资本投入、高社会差异(贫富差异、东西差异、所有制差异等等)是过去30年来的重要经济特征；从微观经济领域看，低管理精细度、低持续发展能力、低资本社会化程度，是本土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

　　显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经济学底蕴，即可推断出来，这三高三低的局面是无法长期持续的。如果任由这种资源效率粗放且社会摩擦系数巨大的经济模式持续下去的话，很可能就会陷入近段时间屡屡被提及的“中等收入陷阱”。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后发的新兴市场国家在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其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

　　人民论坛杂志在征求50位国内知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列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方面的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

　　而另一条路就是迅速摆脱对投资拉动模式的依赖，借助以制造业为主向以服务业为主的全面过渡的契机，促进就业和劳动力收入的快速增加，进而在15～20年内基本实现由全新升级的强劲内需所带动的消费型社会转型。

　　两条道路的孰优孰劣已毋庸置疑，而前转型时期的挑战在于，诸多“中等收入陷阱”的迹象已经初露端倪，要想摆脱越陷越深的局面，单纯靠市场经济主体的企业自身已经无法实现，因为其摆脱向下引力所需要的能量巨大，相当于摆脱地球引力的“第二宇宙速度”。因此，来自宏观政策调整的巨大推动力，很可能会成为实现中国经济顺利转型的最后法宝。

　　从常识的角度而言，所谓政策的推力，一方面存在于降低现有经济流动性的摩擦系数，包括大规模取消流转税和高速费等阻碍流动效率的暗礁，从供给端大幅放松对企业金融领域的管制等等；另一方面，要迅速转变以GDP为考核基准的政绩体系，代之以就业率和劳动力收入为考核基准的政绩体系，对于吸纳就业主力军的中小企业和各类服务业，给予税收乃至社保补贴等实实在在的鼓励。

　　无论如何，好的型和坏的型都已在那里，无论你转与不转，终有一天它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