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拯救危情中的“温州模式”

　　特约评论员 徐天昊

　　 温州企业民间借贷危机引发了广泛的民间借贷风险，人们现在都在拿“温州模式”来说事。世人拷问“温州模式”时，自然会思考要不要拯救和怎样拯救“温州模式”的问题。

　　 温州企业借贷危机在国庆节前集中爆发。据统计，温州市至少已有80多家企业的老板逃跑，倒闭的企业则更多了。浙江省政府7日召开会议，要求各级政府部门千方百计解决当前中小企业面临的各类难题。对于面临崩溃危情的温州中小企业来说，这不啻于雪中送炭。从浙江省的此番拯救行动来看，政府准备给这些中小企业输血。然而，输血可能会改变眼下企业的困境，但是深层次的问题一日不化解，隐患将日日存在，最终可能是更大的危机卷土重来。

　　 我们更重视的是对“温州模式”的拯救，我们希望不要因此引发中国企业发展的更大波动。我们该怎样汲取教训，怎样寻找破解之策，这是一个关系引领中国企业发展的大问题。

　　 温州经济发展模式一度成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风向标。1982年，温州个体工商企业超过10万户，约占全国总数的1/10；30万经销员奔波于各地，成为让国有企业头疼不已的“蝗虫大军”。开始的“温州模式”内容可用“小商品、大市场”来概括。

　　 后来，形势发展了，“温州模式”也变化了，增加的是投机因素。中小企业为应付生产及不断升高的工资与材料成本，被迫转向高利贷，企业主挖东墙补西墙，许多表面风光的企业背后都债台高筑。这也是我们认识温州民间借贷危机发生的经济基础。

　　 显然，富起来的温州企业并没有全心全意地想着扩大优势，利用资金加快产业升级，做大做强实体经济，从而实现温州经济的整体转型。自从进入新世纪后，温州人什么赚钱就“炒”什么，2001年开始出现的“温州炒房团”席卷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引起炒房之风。从2006年和2007年“炒股”、“炒楼”，到2008年和2009年“炒煤”、“炒古董”，再到2010年“炒农产品”、“炒原材料”，直到今年直接“炒钱”导致民间高利贷危机发生。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公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而中小企业的参与比例更高达80%，整个民间借贷规模高达1100亿元。疯狂借贷的背后是“高投入高回报”的投机主义盛行。这一方面让本已缺乏资金的中小企业处境更加困难，另一方面也让借贷资金风险迅速累积，根据目前温州中小企业所处的经济环境，95%的企业无法承受民间借贷利率之高。而剩余的5%的高利润项目也必然伴随着高风险，靠高利贷盘起高利润项目，靠高利润项目再借高利贷，风险一级级放大，这样的模式与美国的次贷危机极其相似！温州，实际上已经成为金融危机在中国的2011年“新版”。这与我们口口声声讲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条背道而驰的道路。

　　 显然，如果像温州多数企业那样，将积累的资本投入到击鼓传花的金融投机中去，泡沫破碎时不仅企业血本无归，走上破产之路，整个温州的经济发展也必将面临破坏性的打击，如果蔓延至全国，则为国之大祸。

　　 “救温州”就是“救中国”！温州资金出问题了，不代表只有温州有问题。救温州需要出快拳，将问题处理在萌芽状态。金融市场是最容易发生“蝴蝶效应”的，现在“亚马逊森林中的蝴蝶”已经开始扇动翅膀了。从福建、广东、江苏，已经向中西部蔓延，连西北部的鄂尔多斯也已经传出危险信息。

　　 温州的地方政府与企业负责人需要看到的是，采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式，只能缓解当前温州的严峻形势，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经济转型速度慢与日益增长的巨量资本要求增值这一历史矛盾。如何打通温州经济的脉络，改善企业发展环境，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引导资本合理增值，是政府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

　　 拯救温州借贷危机与拯救“温州模式”应当同时进行。而后者则比前者更重要，也更有全国意义。首先，我们要弄清人们现在所说的“温州模式”到底是什么样的模式？有学者认为“温州模式”弊端主要表现为：温州企业家族管理制度对现代企业表现出不适应性，以小商品经营为主要特征的传统经营模式，在强大的竞争对手面前显得软弱无力；缺乏诚信、惟利是图，纯粹以赢利为目的的经营理念已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温州新模式可以概括为，通过集资形成投机资本，是一种投机行为的虚拟化经济和金融运作形式。

　　 温州经济走上资本运作道路有其必然性。温州企业大部分为家庭式私企发展而来，不愿意进行垄断、并购，即使是股份制企业很多本质仍然是私营的，至今温州上市的企业只有10家，遍地小企业根本无法发展壮大。这样，既没有垄断资源又不吸收市场资金以投资进行企业转型，仅依靠资本运作是无法长期发展的，这是“温州模式”的悲剧。

　　 显然，温州问题是一个中国问题。温州只是作为民营经济的代表问题首先集中爆发了而已。企业不务正业“空心化”是一种短视的行为，这种浮躁的做法在全国不在少数，温州的此次危情不仅为“温州模式”，也在为中国很多的企业发展敲响警钟。

　　 “温州模式”不能垮下去，我们必须拯救“温州模式”。“温州模式”曾经如“小岗村”一样成为改革开放的标志性宣传对象。我们也不能横挑鼻子竖挑眼地痛骂一顿便就罢了，必须保持其精华的弘扬与延续。把“温州模式”消极腐朽的东西清理掉，把“温州模式”积极的东西弘扬开来，这是各级政府和新闻媒体应持的一个负责任的态度。

　　 我们应当有一个基本看法，温州的问题不能掩盖，当下要做到的是弄明白温州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就知道温州之于中国的意义。如果在解决温州企业民间借贷危局的同时想让“温州模式”获得新的生命力，走一条健康发展的道路，恐怕要有一些新的思维。

　　 一定要着眼于历史，而不是着眼于现在。银行多贷一些款，自然可以解决很多企业的燃眉之急，使得逃跑在外的人们敢于回到温州，把群众情绪稳定下来，社会秩序稳定下来。犹如救火的及时雨，此时非常重要。然而温州明天怎样发展，“温州模式”怎样去劣存优、去旧图新，这恐怕是一个历史选题。这自然包括振兴实体经济、企业规模做大做强、在持续发展上使劲，在科技创新上使劲。

　　 一定要着眼于全国，而不是着眼于温州。温州的问题绝不是地区现象，如果为了救温州而作出非理性的政策调整，那中国的问题将会越滚越大。对待金融创新问题应当加快，采用疏导的方法，但也不可过急过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我们这样的教训太多了。2009年贷款大跃进导致热钱流量过大和今年的通货膨胀，殷鉴未远，当以警醒。

　　 一定要着眼于文化建设，不仅仅着眼于经济。精明莫过温州人，他们不可能不知道疯狂的高利贷总有一天会断裂，要点就在于温州人认为，只要自己不是最后一个接棒的就行。这一次，是自己被自己套住了。这种思想文化价值观念是从“温州模式”一开始出生时便潜伏下来的。这次民间借贷危机的爆发提醒我们这不仅是经济模式的失败，而是思维模式的失败。温州人既要坚持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又要破除投机天下先的思想。温州的企业家们要把精明之智用在实业上、用在科技上。温州人需要有一种思想文化的转型。

　　 “温州模式”的创新方向在哪里，如何建设健康稳定的创新型企业？毫无疑问，这得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改革主线去寻找、去确定。

　　 “温州模式”的创新最终要由温州人自己来决定。有一个大前提要明白：国家不支持投机取巧式的发展方式，要求振兴实体经济。具体怎样做，温州人精明得很，我们不必饶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