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该怎么救你

　　史进峰

　　眼下的温州，大有大而不能倒（too big to fail）的架势。

　　作为中国民营经济的重镇，过去半年，温州在历经一系列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企业主跑路、自杀潮后，资金链之重已不能承受，正走向崩溃边缘；于是乎，“救市”呼声再起，而这一切在温家宝总理“温州之行”后，开始达到顶点。

　　此前惯以“无为而治”的浙江温州市政府，此番铁腕出击。9月28日，《关于稳定规范金融秩序促进经济转型发展的意见》（下称《意见》）重磅出炉，市委市政府强势要求各银行业机构积极向上级行争取贷款规模，确保实现年初确定新增贷款1000亿的目标，同时，要求银行对中小企业不抽资、不压贷、贷款利率上浮最高不得超过30%等。

　　更有消息称，浙江方面已向人民银行申请金融稳定再贷款600亿元，期限1年，专门用于支持温州银行机构增加对困难企业的融资规模。

　　这一场景与2008年中期宏观走势急转直下之下，“四万亿”刺激计划强势推出的逻辑何其相似。政府成为救世主，银行再为急先锋，仓促之下，人们似乎忽略了救市计划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舆论争议的关键，恰在于政府该不该向江浙一带资金断裂的企业伸出援手。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又在于如何理解温州此番资金链危机的本质。

　　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今年两会期间接受本报采访时，曾一针见血指出，温州问题表象是高利贷，实质则是实业“空心化”。辜今年曾三度赴温州考察，他认为，以实业精神和创业激情著称的温州由于人工、资金、原料、环保成本上升和利润减少，中小企业难做、实体经济难为，很多企业把注意力放到泡沫性的投资。

　　“温州中小企业不存在真正的融资困难问题。”一位股份制银行信贷管理部负责人坦言，与融资难相反的是，在过去三年的信贷宽松格局下，多数企业从银行获得的资金远超过实际需求的流动资金贷款，而超出部分自然流向了高利贷或房地产等暴利行业。

　　更加糟糕的是，在中国信贷“二元”格局之下，国有企业充当了资金二道贩子，就连银监会也承认，江浙一带，来自当地担保、投资公司的高利贷资金，很大一部分来自银行，来自银行给大型企业的贷款，国企沦为高利贷市场从银行融资的平台。这些企业不乏大名鼎鼎的中移动、中石油等巨型央企。

　　如此一来，温州信用危机的实质，相当部分可归咎为，过去几年江浙中小企业“过度融资、过度投资和过渡对外担保”泛滥后，突遇房地产调控和流动性收紧多重夹击下的自食其果。

　　这样的企业值得扶持么？答案是否定的。救助这样的企业并不具备足够的合理性，政府也会因此背负道德风险。

　　对于政府而言，援助的出发点恰在于担忧区域性的信用危机有可能演化为全国性、系统性危机。目前地方政府成为救助的主力，甚至不惜违反《商业银行法》，明令银行对中小企业不抽资、不压贷，在处理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时，银行再次沦为了弱者。

　　我国《商业银行法》第4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令商业银行发放贷款或者提供担保。

　　而此番温州市政府要求各银行业机构要积极向上级行争取贷款规模，确保实现年初确定新增贷款1000亿的目标，同时，温州市政府组织了25个工作组分别进驻25个银行业机构调研。试问，地方政府哪来的如此大权力？

　　反过来又问，如果不扭转温州中小企业实业空心化背后的制度因子，即便再引入1000亿元银行贷款又能如何？继续炒房、炒煤、炒大蒜么？

　　因此，救市之策，首先需要企业回归主业，压缩过度投资。

　　正如辜胜阻所言，从应急看，政府、银行、金融监管层、企业共同努力采取措施，树立市场信心，防止恐慌放大波及全国成多米诺骨牌效应。从治本说，关键要重构金融体制切实缓解小企业融资难和用财税杠杆重振实业精神。

　　然而，现实是国家牢牢控制着关键利率，非国有部门在融资方面受到严格限制，金融体系“二元”格局严重扭曲，金融抑制局面亟须改变。如此背景下，重振企业家的实业精神，必须将改革之刀指向诸如利率市场化等金融体制改革的深水区，这才是救市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