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与人心

　　衣鹏

　　清晨6点，69岁的西姆斯（Christopher Sims）被他夫人摇醒。那是个来自瑞典的电话。他套上深蓝色的衬衣，只系了腰间两颗纽扣。一脸轻松的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被带到洋房外，在门前的南瓜盆景前，摄影师已经准备好拍照。

　　二十多年前的同事萨金特（Thomas Sargent），在纽约大学任教，今年秋季也到普林斯顿访学，美国时间10月10日一早，他错过了瑞典现场的颁奖词。坚持晨起的萨金特说，“西姆斯获奖我毫不意外，我自己获奖却很吃惊。”

　　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发布会上，瑞典皇家科学院发言人说，两位宏观经济研究者的获奖理由是“对宏观经济中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比如，利息变化对通胀和增长的影响，货币政策、预算调整与就业、价格等指标的关系。

　　两人近40年的学术生涯，“虽然各自独立研究，却是互补的”，他们都试图建造数学模型，检验真实世界经济运行的变量，更重要的是，关注公众对经济政策的自我预期和反应。

　　“我的理论并不能直接解决现实。”西姆斯说。但他们的经济哲学逐渐为世人所知，在华尔街的示威人潮里，在欧洲的中央银行，乃至中国东南部的工厂内外，人心可能取决于对数字起伏的解释。

　　政策与人心

　　1970至1980年代，美国在经济危机后，发生过一轮滞胀，就业率低落，银行破产，政府曾犹豫是否刺激经济。西姆斯和萨金特同在明尼苏达大学经济系任教。“理性预期”学派正让经济研究翻天覆地。毕业于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萨金特，成为学派的中坚人物。

　　他的哈佛同窗西姆斯，研究前提与之类似，他对数学模型是否可以预知政策效果，正进行一系列的演算。萨金特曾对一家学术期刊说，西姆斯是当时关系最好的两位同事之一，伴随他最好的研究时光，尽管双方观点经常不同。

　　过去凯恩斯的追随者认为，政府政策是为了解决市场的不均衡。而新的观念是，市场中的个人具有的理性预期和他们的反应，会改变经济政策的效果。而政府决策往往远离个人。

　　2010年从纽约大学毕业的朱胜豪博士，此时刚刚在中国广东的一个农村出生，30多年后，他第一次听到西姆斯演讲，萨金特一直坐在台下，多次对老同事发问。“他们在我的研究生教科书里鼎鼎大名。”朱对本报记者说。

　　与朱经历类似的经济学学生，遍布美国、欧洲和发展中国家。1999年朱进入北京大学的第一堂课，从美国芝加哥大学毕业的老师，即发放了萨金特所著的《宏观经济学理论》，这本1979年初印的书，如今仍在全球研究生课程中使用。

　　萨金特在前言中写道，“开始写这本书时，我还是一个坚定的凯恩斯主义者，我相信为了使经济免受商业周期之苦，有必要运用货币和财政政策，而且确信货币和财政政策所具备的力量。”

　　“理性预期”学派先驱约翰·穆斯，萨金特一些论文的合作者罗伯特·卢卡斯，经过近20年的研究，都认为理性预期理论动摇了对政府救市能力的信念，“但是还不足以完全推翻它”。

　　与西姆斯如今获奖的基于向量自回归的检验模型类似，萨金特们也希望了解历史各个时期政府决策重大经济政策后，带来的真实影响。他甚至关注过中国清朝政府和美国政府的白银买卖。

　　一位中国排名前列的经济学院副院长说，诺贝尔奖评委会选择两位宏观经济学学院派大师，暗示我们，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取决于制定者和接受者双方是否存在“共识”。

　　现在新加坡任教的朱胜豪说，政府过去制定政策时，往往按照经济运行的经验数据评估。应该考虑到民众个体的反应会影响政策效果。

　　西姆斯在1986年对萨金特的研究进行了综述，“他研究了一系列历史性的经济政策变动。避免了仅仅用历史数据研究重大政策时，往往建立在易碎的假设上。”他运用这些理论，又进一步验证了自己的假设，认为这是许多经济政策反复的原因。

　　继续自己的课堂

　　萨金特本世纪出版的著作，继续偏重于对模型工具的修正，以及对历史数据的分析整理，他在2007年至2009年担任权威的美国经济学会（AEA）主席，而笔耕不辍的西姆斯则将在2012年上任。

　　在经济学界看来，两位在上世纪风靡的学者获奖，标志着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过去几年青睐一些新兴学者后，再次回归到所谓“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那群人。

　　萨金特和西姆斯的研究，很大程度要依靠数学工具。香港科技大学教师王鹏，研究方向与西姆斯接近，在纽约的导师之一是萨金特。“萨金特口中的期望效用函数，不再是一个枯燥的条件期望数学表达式，而是一个栩栩如生的对人的刻画。”王鹏对本报记者说。

　　他们似乎不为名声所累。在面对学生时，萨金特和西姆斯都被认为相当和善。西姆斯的系主任说，他是最和善的市民；他的学生路易斯则说，西姆斯教授十分体贴。

　　在纽约大学，萨金特和夫人组织一个论文研讨小组，他负责学术，夫人会提供食品饮料，用自家的炉子烤制Muffin蛋糕。王鹏记得，这几乎风雨无阻，地点在商学院7楼的教室，有时在萨金特自己家中。

　　朱胜豪参加过几十次小组。他第一次被挑中上台发言时，萨金特指出了他发言语法中的单复数错误。博士第三年，朱胜豪撰写了一篇论文，希望萨金特予以指导。朱没想到的是，萨金特给了他“几乎一个小时。这只是日常请教，但萨金特坚持用正式的答辩形式”。

　　萨金特早年曾有两年的兵役生涯，至今即便出差在外，也要到酒店的健身房锻炼。“他其实非常严格，即便是研讨小组，学生也不得无故缺席，还规定讨论时不得胡乱引申。”王鹏记得，在找工作的那个学期，萨金特把所有学生组织起来，一个个进行模拟面试。

　　希望在美国寻找教职的朱胜豪，一天接到萨金特的邮件，要他去自己办公室谈话。中国学生一时心里没底。

　　“萨金特说在美国工作，我的英语要提高，他把一个英语口语班资料发给我，替我付了几百美元学费，他还要求我回家后也不准和同屋说汉语。”朱对本报记者说。

　　一次围绕他学术思想的采访中，萨金特曾回忆与西姆斯同在明尼苏达的经历说，我们那时最宝贵的财富是一批学生，然后他罗列了几乎20个名字。他们始终继续着自己的课堂。

　　一位博士毕业于哈佛大学经济系的中国经济学者认为，西姆斯是最伟大的活着的宏观经济学家。萨金特一派的多人已经获奖，他被认为抓住了最后的获奖契机。

　　二人并未马上庆祝。诺贝尔颁奖发布时，萨金特正在赶往学校，错过了电话，早上他有一堂宏观经济理论的研究生课程；西姆斯接受拍摄后，继续到学校为30多位学生讲授货币和银行课程。

　　教室里没有人满为患，学生们鼓掌后，课程如常开始，他们握着粉笔，一顿一划地在黑板上绘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