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科书里鼎鼎大名政策与人心理性预期理论动摇了对政府救市能力的信念，“但是还不足以完全推翻它”衣鹏

　　本报记者 衣鹏 北京报道

　　清晨6点，69岁的西姆斯（Christopher Sims）被他夫人摇醒。那是个来自瑞典的电话。他套上深蓝色的衬衣，只系了腰间两颗纽扣。一脸轻松的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被带到洋房外，在门前的南瓜盆景前，摄影师已经准备好拍照。

　　二十多年前的同事萨金特（Thomas Sargent），在纽约大学任教，今年秋季也到普林斯顿访学，美国时间10月10日一早，他错过了瑞典现场的颁奖词。坚持晨起的萨金特说，“西姆斯获奖我毫不意外，我自己获奖却很吃惊。”

　　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发布会上，瑞典皇家科学院发言人说，两位宏观经济研究者的获奖理由是“对宏观经济中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比如，利息变化对通胀和增长的影响，货币政策、预算调整与就业、价格等指标的关系。

　　两人近40年的学术生涯，“虽然各自独立研究，却是互补的”，他们都试图建造数学模型，检验真实世界经济运行的变量，更重要的是，关注公众对经济政策的自我预期和反应。

　　“我的理论并不能直接解决现实。”西姆斯说。但他们的经济哲学逐渐为世人所知，在华尔街的示威人潮里，在欧洲的中央银行，乃至中国东南部的工厂内外，人心可能取决于对数字起伏的解释。

　　政策与人心

　　1970至1980年代，美国在经济危机后，发生过一轮滞胀，就业率低落，银行破产，政府曾犹豫是否刺激经济。西姆斯和萨金特同在明尼苏达大学经济系任教。“理性预期”学派正让经济研究翻天覆地。毕业于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萨金特，成为学派的中坚人物。

　　他的哈佛同窗西姆斯，研究前提与之类似，他对数学模型是否可以预知政策效果，正进行一系列的演算。萨金特曾对一家学术期刊说，西姆斯是当时关系最好的两位同事之一，伴随他最好的研究时光，尽管双方观点经常不同。

　　过去凯恩斯的追随者认为，政府政策是为了解决市场的不均衡。而新的观念是，市场中的个人具有的理性预期和他们的反应，会改变经济政策的效果。而政府决策往往远离个人。

　　2010年从纽约大学毕业的朱胜豪博士，此时刚刚在中国广东的一个农村出生，30多年后，他第一次听到西姆斯演讲，萨金特一直坐在台下，多次对老同事发问。“他们在我的研究生教科书里鼎鼎大名。”朱对本报记者说。

　　与朱经历类似的经济学学生，遍布美国、欧洲和发展中国家。1999年朱进入北京大学的第一堂课，从美国芝加哥大学毕业的老师，即发放了萨金特所著的《宏观经济学理论》，这本1979年初印的书，如今仍在全球研究生课程中使用。

　　萨金特在前言中写道，“开始写这本书时，我还是一个坚定的凯恩斯主义者，我相信为了使经济免受商业周期之苦，有必要运用货币和财政政策，而且确信货币和财政政策所具备的力量。”

　　“理性预期”学派先驱约翰·穆斯，萨金特一些论文的合作者罗伯特·卢卡斯，经过近20年的研究，都认为理性预期理论动摇了对政府救市能力的信念，“但是还不足以完全推翻它”。

　　与西姆斯如今获奖的基于向量自回归的检验模型类似，萨金特们也希望了解历史各个时期政府决策重大经济政策后，带来的真实影响。他甚至关注过中国清朝政府和美国政府的白银买卖。

　　一位中国排名前列的经济学院副院长说，诺贝尔奖评委会选择两位宏观经济学学院派大师，暗示我们，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取决于制定者和接受者双方是否存在“共识”。

　　现在新加坡任教的朱胜豪说，政府过去制定政策时，往往按照经济运行的经验数据评估。应该考虑到民众个体的反应会影响政策效果。

　　西姆斯在1986年对萨金特的研究进行了综述，“他研究了一系列历史性的经济政策变动。避免了仅仅用历史数据研究重大政策时，往往建立在易碎的假设上。”他运用这些理论，又进一步验证了自己的假设，认为这是许多经济政策反复的原因。

　　继续自己的课堂

　　萨金特本世纪出版的著作，继续偏重于对模型工具的修正，以及对历史数据的分析整理，他在2007年至2009年担任权威的美国经济学会（AEA）主席，而笔耕不辍的西姆斯则将在2012年上任。

　　在经济学界看来，两位在上世纪风靡的学者获奖，标志着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过去几年青睐一些新兴学者后，再次回归到所谓“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那群人。

　　萨金特和西姆斯的研究，很大程度要依靠数学工具。香港科技大学教师王鹏，研究方向与西姆斯接近，在纽约的导师之一是萨金特。“萨金特口中的期望效用函数，不再是一个枯燥的条件期望数学表达式，而是一个栩栩如生的对人的刻画。”王鹏对本报记者说。

　　他们似乎不为名声所累。在面对学生时，萨金特和西姆斯都被认为相当和善。西姆斯的系主任说，他是最和善的市民；他的学生路易斯则说，西姆斯教授十分体贴。

　　在纽约大学，萨金特和夫人组织一个论文研讨小组，他负责学术，夫人会提供食品饮料，用自家的炉子烤制Muffin蛋糕。王鹏记得，这几乎风雨无阻，地点在商学院7楼的教室，有时在萨金特自己家中。

　　朱胜豪参加过几十次小组。他第一次被挑中上台发言时，萨金特指出了他发言语法中的单复数错误。博士第三年，朱胜豪撰写了一篇论文，希望萨金特予以指导。朱没想到的是，萨金特给了他“几乎一个小时。这只是日常请教，但萨金特坚持用正式的答辩形式”。

　　萨金特早年曾有两年的兵役生涯，至今即便出差在外，也要到酒店的健身房锻炼。“他其实非常严格，即便是研讨小组，学生也不得无故缺席，还规定讨论时不得胡乱引申。”王鹏记得，在找工作的那个学期，萨金特把所有学生组织起来，一个个进行模拟面试。

　　希望在美国寻找教职的朱胜豪，一天接到萨金特的邮件，要他去自己办公室谈话。中国学生一时心里没底。

　　“萨金特说在美国工作，我的英语要提高，他把一个英语口语班资料发给我，替我付了几百美元学费，他还要求我回家后也不准和同屋说汉语。”朱对本报记者说。

　　一次围绕他学术思想的采访中，萨金特曾回忆与西姆斯同在明尼苏达的经历说，我们那时最宝贵的财富是一批学生，然后他罗列了几乎20个名字。他们始终继续着自己的课堂。

　　一位博士毕业于哈佛大学经济系的中国经济学者认为，西姆斯是最伟大的活着的宏观经济学家。萨金特一派的多人已经获奖，他被认为抓住了最后的获奖契机。

　　二人并未马上庆祝。诺贝尔颁奖发布时，萨金特正在赶往学校，错过了电话，早上他有一堂宏观经济理论的研究生课程；西姆斯接受拍摄后，继续到学校为30多位学生讲授货币和银行课程。

　　教室里没有人满为患，学生们鼓掌后，课程如常开始，他们握着粉笔，一顿一划地在黑板上绘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