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不平等问题：世界亟须新模式

　　努里尔·鲁比尼

　　（翻译：介生）

　　今年，社会、政治动荡和不稳定的浪潮席卷全球，群众纷纷走上真实或虚拟的街头：阿拉伯之春、伦敦骚乱、以色列中产阶级的反通胀示威、智利大学生游行、德国“肥佬”豪车被毁风潮、印度反腐风暴、腐败与不平等让中国民众“不高兴”，如今，“占领华尔街”运动在纽约和全美如火如荼。

　　虽然这些抗议行动并无统一纲领，但它们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全世界劳动者和中产阶级的深切忧虑——眼看权力日益向经济、金融和政治精英集中，他们感到前途茫茫。直接导火索很明确：发达和新兴经济体失业率高，就业不充分；年轻人的教育和技能不足以应对全球化世界的挑战；非法或披着合法外衣的腐败（如政治游说）激起反弹；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大幅加剧。

　　当然，有无力感的人如此众多，不能归结为单一因素。例如，不平等的加剧有多重原因：中国和印度的23亿人加入全球劳动大军，压缩了发达经济体中低技能蓝领岗位和可外包白领岗位的数量和薪酬；技术革新包含着技能歧视；赢家通吃效应；原先的低收入国家，其经济虽在迅速成长，收入和贫富差距却也早早出现；税收的累进性有所衰减等。

　　在一定程度上，私人和公共部门杠杆加剧，资产、信贷泡沫生成，也是不平等的结果。近几十年来，所有人的收入增长都不尽如人意，除了富人是仅有的例外，这扩大了收入与消费欲之间的鸿沟。英美国家的对策是通过金融自由化实现信用大众化，鼓励家庭量出为入，从而推高了私人债务。欧洲则试图靠扩大公共服务，提供免费教育、免费医疗等，来填补鸿沟，这些开支却超出了财政收入，从而推高了公共赤字和债务。结果，大西洋两岸，高筑的债台终于到了濒临崩盘的一天。

　　最终需求不足，导致产能过剩和未来需求的不确定性，于是发达经济体的企业裁员不休。但裁员令劳动收入下滑，不平等上升，从而进一步削弱最终需求。由于企业的劳动成本就是员工的劳动收入，也就是消费者的需求，所以个别公司的行为，分开来看是理性的，合起来就具有破坏性。

　　结果，自由市场无法产出足够的最终需求。比如在美国，企业削减劳动力成本大大压低了劳动收入的GDP占比。几十年来，收入和财富再分配长期失衡——从劳动到资本，从工资到利润，从穷人到富人，从家庭到企业——对总需求的潜在压力不断累积，一旦信用耗尽，压力就陡然上升。毕竟，企业、资本家和富人的边际支出倾向较低。

　　这是老问题了。马克思有一个主张：全球化、无约束的金融资本主义、收入和财富由劳动向资本转移，会导致资本主义的自我毁灭。正如他所论证的，无节制的资本主义会定期导致产能过剩、消费不足，信贷和资产价格泡沫循环消长，破坏性的金融危机一再爆发。

　　即便在大萧条以前，欧洲开明的“布尔乔亚”阶级也承认，为避免革命，劳工权益必须得到保障，工资和劳动条件必须改善，福利国家需要建立，以对财富进行再分配，提供公共品——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网络。大萧条加速了现代福利国家的建立，国家接过了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这个责任要求它们扩张公共品的供给以支撑庞大中产阶级的存在，为此，国家对收入和财富征收累进税，并设法向所有人提供经济机会。

　　金融体系必须得审慎监管的教训，有好些被里根—撒切尔时代遗忘了，当时，鉴于欧洲社会福利模式存在一些缺陷，产生了放松监管的强烈倾向。那些缺陷表现为巨大的财政赤字、过度监管、经济缺乏活力，在当年导致增长迟滞，后遗症则是如今欧元区的主权债务危机。

　　然而，英美自由放任模式如今也一败涂地。要稳定市场取向的经济，就必须回归市场和公共品供给之间的恰当平衡。这意味着，既不能搞英美无监管市场模式，也不能搞欧洲大陆的赤字福利国家模式。甚至连所谓“亚洲”增长模式——如果真有这种模式的话——也无法阻止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国家不平等的加剧。

　　凡是不能恰当应对不平等问题的经济模式，最终都会面临合法性危机。除非市场和政府的经济角色重新找到平衡，否则2011年的抗议风潮将愈演愈烈，社会、政治不稳定最终将伤害长期经济增长和福利。

　　（作者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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