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严审批转向严监管

　　昨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在其“视点”版面，以《个别社会组织如此非法敛财》为题，揭露了一些社会组织打着官方旗号招摇撞骗、敲诈勒索、违规收费的现象。透过这篇报道，一些社会组织身披“官衣”招摇撞骗的丑陋行径一览无余。

　　巧合的是，新华社同日发出电稿，以《奖牌奖杯“满天飞”的背后——透视社团组织敛财乱象》为题，对一些社会组织疯狂敛财背后的花招，一一做了揭露。这些机构的生存之道，清晰地展示在社会面前。

　　如果仅仅读这两篇报道，或会得出一个印象，即当下的一些社会组织很乱，存在很多的问题，针对NGO（非政府组织）的整顿治理也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但是很明显，仅凭如此单向观察，难免失之片面，不能够真正看清楚当下社会组织的真实生存状态。

　　事实上，社会组织近年来虽然数量在激增，但多数仍游走于灰色地带，没有“合法”身份，诸多NGO的成立仍然举步维艰。同时，对于一些社会组织，特别是那些披着“官衣”的社会组织来说，疏于监管是比较普遍的事情，这使得其有机会非法敛财。唯有从上述这两个维度来观察中国社会组织的发育状况，才能看到一个较为全面的图景。

　　众所周知，社会组织既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府失灵，又能在一定范围内弥补市场失灵，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独特优势。近年来，高层一再主张要创新社会管理，其中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在政府职能之外，借助社会组织的力量，实现社会管理的新突破。

　　单从数据来看，社会组织的发展还是比较迅速的。根据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截至2010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44.6万个，比上年增长3.5%。不过，由于目前社团组织实行双重管理，登记“门槛”过高，大量社会需要的社会组织找不到业务主管单位没法登记，游离于依法管理之外。许多社会组织的发展，依然处于某种窘境当中。

　　历史地看，社会组织近些年来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经历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条途径。一方面，从具有政府背景的NGO走向完全意义上的社会组织，这一历程仍在继续；另一方面，在社会重心日益下移之后，通过“自下而上”这一途径也“生长”出了不少社会组织，不过，它们的命运相对艰难，不少组织甚至至今未能正名。

　　坦率地说，从这两条途径延伸出来的社会组织，其表现出的问题大不一样。前者，往往是监管不足，漏洞不容忽视；后者，却更多表现为发育不足，成长空间相对狭窄——这里边也存在一个认识上的问题，过往的社会公共事务，乃是由政府全盘治理，有些人对于NGO“分担”社会公共事务多少存有戒心。当然，类似已被媒体曝光的世界杰出华商协会，通过冒充协会在内地敛财之举，则是另一个问题了。

　　对于当下社会组织的整体生存状态有一个清楚的了解，有助于在认识层面纠正一些误解，在政策层面有更准确的导向。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最近在论及社会组织问题时，有一个表态：“我们不能对公益组织在成立时就搞‘有罪’推定，而成立后却疏于监管。”这是一个非常中肯的观点。

　　也就是说，对于社会组织，既不能不让其充分发育，失去促进社会管理的作用，也要避免管理失范，导致种种乱象的发生。如果说，过去是过多强调严格审批而宽于监管的话，那么未来应该倒过来，即是严管理、宽审批。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的过程，正如整个社会建设过程一样，是一个制度创新的过程。从严审批转向严监管，是建设过程中的必要一步。

　　毫无疑问，《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推出的两篇报道，值得重视，它们清晰地反映出了社会组织存在的问题。但监管只是一个方面，监管的同时需要强化建设。对于NGO的发展，还是要抱以乐观其成的态度，更好地引导其作用于社会管理，增加社会公益，消弭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