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中长期存在滞胀风险

　　虽然从基本面看，我国发生滞胀的可能性很小，但中长期增速下滑与通胀压力并存的局面值得警惕，特别是注意防止政策不当可能引致的滞胀风险

　　张晓晶

　　短期看，我国出现滞胀的可能性很小

　　当前，保持物价基本稳定确实会对经济增长形成压力，因为无论是稳定物价的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潜在地具有抑制总需求的作用，从而使经济增速放缓。一些人根据近期中国经济增速回落与物价逐步走高这一现象，认为中国经济已现“滞胀”苗头或已进入“滞胀”期。笔者认为，这种认识有失偏颇。

　　第一，就中国实际而言，胀的压力较大，但滞的可能性很小。

　　在受到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的2008年和2009年，中国经济仍保持了9%以上的增长率，“十一五”期间年均经济增长更是达到11.2%，最近增速有所回落，但仍在合理的潜在增长区间内。而且，当前经济增速的回落，在很大程度上是主动调控的结果，因此增长有较大的可控性，不必担心“滞”的出现。

　　第二，本轮通胀的主因还是需求拉动，而不是负向的供给冲击。

　　尽管中东北非动荡，使得短期内石油供给有所减少，但还远未达到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程度。从全球看，粮食生产、石油供应基本正常，全球粮价油价的上升主要是需求面因素带动的，这和危机后全球经济复苏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强劲增长有很大关系。

　　总体上，能源及其他大宗商品价格与世界工业产出的走势基本一致，这反映出实体经济需求是大宗商品价格变化的主要动因。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与世界工业产出相比，能源价格呈现较大波动，而其他大宗商品（主要是原材料）价格与之的吻合度则要高得多。首先，从2000年到2005年初，能源价格与其他大宗商品价格趋势一致，而且与世界工业产出高度吻合；其次，2007年初到2008年年中，能源价格存在明显的超调，这中间，可以推测是金融投机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能源价格和（以世界工业产出来衡量的）实体经济需求产生了巨大的偏离。2009年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逐步复苏，能源与其他大宗商品价格逐步走高，较为正常，这体现出总需求拉动的效应。

　　就未来而言，由于发达经济体复苏疲软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紧缩政策导致的增速下滑，全球总需求有所回落，油价上涨的压力也有所减弱。

　　第三，从劳动生产率与实际工资来看，中国与滞胀时期的西方发达经济体有很大差异。

　　我们总结滞胀的教训时发现：实际工资刚性，特别是实际工资增速超过了劳动力生产率的增速是形成滞胀的重要因素，这也是工资－物价螺旋式上升的条件。在中国，情况恰恰相反，即工资增长的速度低于劳动生产率上升的速度，从而降低了滞胀的可能性。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有了显著提升，平均劳动生产率由2000年的4.3万元上升到2007年的18万元，增长超过3倍。同期，边际劳动生产率由2.6万元上升到10万元。我们看到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并没有同步变化，劳动报酬在8年间增长92%左右，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且从每一年的情况上看，劳动报酬的增长都没有快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无论是边际劳动生产率还是平均劳动生产率）。

　　另有数据表明，过去十年我国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在1994年至2008年的年增速达20.8%，而同期制造业的工资年涨幅为13.2%。根据高盛估算，制造业平均每年的劳动生产率增速为16%，基本超过了2001年至2009年的平均工资增速。

　　总之，一方面，尽管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和收入分配改革增强了人们对工资增长的预期，但我国劳动力市场总体上仍具有足够的灵活性，这主要是由于劳动力过剩局面没有根本改观，从而出现实际工资刚性上涨的可能性较小。另一方面，我国的实际工资率是低于以劳动生产率来衡量的均衡工资水平的，这可以从以上数据及近年来劳动收入份额占总收入比重下降的事实得到印证。尽管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体现出我国收入分配中存在问题，是一个坏消息；但从另一个角度这也未尝不是一个“好消息”，即当前我们还不会因为生产率下降与实际工资刚性问题导致滞胀。

　　中长期的增速下滑与通胀压力并存

　　尽管短期而言，中国发生滞胀的可能性很小，但中长期面临着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与通货膨胀压力并存的局面，须引起警惕。

　　从国际看：增长方面，危机后各大经济体都在“修复”和再平衡，都在调整结构与转变增长方式，这使得经济增速下滑；同时，全球正处在新技术革命的前夜，由于缺乏技术进步的支撑，发达经济体找不到新的增长点，这也使得全球增长有所放缓。通胀方面，由于总需求上升受限，总体上通胀压力不大。但考虑到此前各国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新兴市场经济体复苏强劲，因此，未来通胀风险较大。从国内看：中长期增长下滑已成定局，同时，通胀压力在加大。从这个角度，潜在滞胀风险不容忽视。

　　第一，中国未来的潜在增长率将会有所回落。

　　就未来而言，无论是资本、劳动还是技术，都可能发生变化，从而影响未来的潜在增长率。一是资本积累方面，高储蓄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改变，但随着发展方式转变，以及扩大消费成为主导，特别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老龄化)，高储蓄的水平将不如以前。

　　二是尽管劳动力资源还相当丰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及城镇化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人口红利”对增长的积极效应会逐步减弱直至消失。这将会大大影响经济增速。

　　三是技术进步。TFP在过去30年有较大提高且波动较大，我们期待未来TFP仍会有一个较快的增长，这是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但这要取决于制度变革、研发创新以及全球的技术革命。短期来看，这些改变都是较为缓慢的。而且，结构转换，特别是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转换，往往会带来TFP增长的短暂下滑，OECD的经验就证明了这一点。

　　四是各类要素成本上升、资源能源价格调整、人民币升值，以及环保成本、社保成本的上升，都会加重企业负担，一定程度上减弱产业竞争力。

　　五是改革的边际收益有所递减。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在改革开始推进的时候，改革收益很高。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小的边际的改革都基本完成，而打破利益集团阻力的更为根本性的改革却又难以推进，这使得改革的边际收益有所递减。

　　经验分析进一步表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潜在经济的增长速度平均为9.5%，其中，大约1.3个百分点是环境的代价；进入新世纪以来，环境消耗拉动经济增长平均为2个百分点。在考虑低碳经济约束、人口转型的条件下，未来10年中国潜在增长速度将逐步降低到8%以下。

　　第二，中长期通货膨胀压力。我国面临着中长期通货膨胀压力。就国际而言，全球人口增长、城市化推进与全球变暖，推动农产品价格上涨；就国内而言，城镇化发展以及要素价格改革，形成中长期成本推动压力。

　　首先是全球人口增长与全球变暖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

　　全球人口增长与城市化推进导致对农产品需求快速增长。据联合国预测，全球人口将从2010年的69亿增加到2050年的91亿；其中新增人口中近90%将来自现在的发展中国家。与此同时，全球城市化也在不断向前推进，2007年全球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膨胀、全球城市化的推进以及由此所带来的消费能力和消费结构的变化，都在推动农产品消费需求上升。研究表明，未来50年，全球对食物和纤维等农产品的需求将成倍增长。

　　全球变暖的挑战。近40年来全球气候呈现出变暖的总趋势，气温增高增大了地表水的蒸发量，从而加重了粮食作物主产区的干旱、土地沙化、碱化以及草原退化。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对农业生产形成新的挑战。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报告认为，全球农业GDP会在今后20年由于气候变暖而下降16%。另据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的报告，全球变暖可能导致2050年包括玉米、小麦和大米在内的农产品价格比现在上涨三分之二左右。

　　其次是国内城镇化进程与要素价格改革，形成成本推动的双重压力。

　　城镇化是未来中国增长的重要引擎。“十二五”期间，城镇化率要从当前的47%左右提高到51.5%。城镇化发展形成物价中长期上升的压力。

　　一是城镇化导致工资成本特别是农业部门工资成本的上升。有关数据显示，2003年至2008年间，非农部门实际工资的年均增速在10%左右，而农业部门的实际工资增速则远高于10%。这体现出城镇化带来的城乡工资在绝对水平上的趋同（因为此前，农业部门工资要比非农部门工资低得多），但也反映出未来农产品价格在人工成本推动下不断上升的压力。

　　二是城镇化发展导致粮食成本的中长期上升。中国粮食生产的主要成本包括：土地承包费、劳工成本和物资投入成本。以2010年为例，土地成本占粮食生产总成本的20%；主要农产品亩均人工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稻谷37.1%，小麦28.0%,玉米39.9%,大豆30.6%,棉花54.8%；物资投入成本占粮食生产总成本的40%-50%，其中很大一部分如化肥、农用膜、农用机械燃料等，都与石油价格相关。这些成本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有着逐步上升的趋势。因此，农产品价格上涨也就是可期的。

　　三是城镇化发展导致居住成本上升。居住类价格主要包括建房及装修材料、房租、房屋维修费、物业费、自有住房贷款利息、水电燃气以及其他与居住有关的服务等的支出。随着城镇化推进，居住类价格的各组成部分如房租、房贷利率、水电燃气等都处于上升趋势。

　　要素价格改革形成的成本推动压力。中国经济曾出于赶超的目的，一定程度上压低了要素价格，以使中国获得了较长时间的低成本竞争优势。但随着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应逐步纠正原来的价格扭曲，推动要素价格领域的改革。这会使得一系列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资金、资源能源等价格趋于上升，中长期通胀的压力十分显著。比如，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增幅的逐步下降与劳动力供应的结构性短缺，劳动力价格将逐步攀升；城镇化的推进导致土地更加稀缺，推动土地价格上涨；人口老龄化来临使得中国的储蓄供应逐步减少，这会推动资金成本上升；中国的快速发展加剧了资源能源供应的紧张，原先压低的资源能源价格将会逐步走高。

　　虽然从基本面看，我国发生滞胀的可能性很小，但中长期增速下滑与通胀压力并存的局面值得警惕，特别是注意防止政策不当可能引致的滞胀风险。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