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在观察：恐怖的多晶硅

　　

　　欢迎回来财经周刊。9月中旬，浙江海宁村民举报晶科能源”排污导致31人患上癌症，6人患上白血病“，从而引发群体性事件。海宁的惨剧，让公众看到了以新能源著称的光伏产业惨淡的另一面， 那是一根高污染的软肋。如果连晶科能源这样一家业内颇具资质的上市公司、跨国企业都存在污染问题，那作为太阳能电池主流材料的多晶硅企业还有多少隐藏在污染的大幕背后?日前湖北曝光的一起跨省排污案，或许为我们勾画出来一条多晶硅产业的污染黑金链。

　　钟祥，这是湖北省中部一座人口百万的城市。2011年4月9号，钟祥的水污染处理告急，关乎一城人用水卫生的关口第一次拉响警报。当时生产人员发现工厂进水口水质呈现暗红色，气味刺鼻。随后情况不断恶化，在这种液体的影响下，污水处理厂车间的生物菌种竟然很快死亡，部分机器设备由于遭到腐蚀，无法正常工作。

　　肖安新 湖北省钟祥市污水处理厂负责人:这个链条还是好的，我们的一些设备、水泵等等都有(受到)腐蚀，腐蚀了以后都不管用了。

　　随后半个月间，这种强酸水不断出现，直到4月25号，钟祥污水处理厂完全瘫痪。强酸污水由此直接进入湖北省内最大国有渔场之一的南湖渔场。短短数天内，噩耗传来，几百吨鱼和数亿颗人工孵化鱼卵宣告死亡。

　　李国华 湖北省钟祥市南湖渔场场长:渔场大面积的水色都不正常，我们测了一下PH值，都在6以下。今年的孵化行情非常好，但是鱼苗没有产出来。

　　

　　根据钟祥市环保部门的统计，仅仅污水处理厂的设备损耗和渔场死鱼两项加起来，损失就超过600万元。比直白数字更可怕的，是自强酸水出现第一次，种种猜测就已经在坊间疯传，钟祥市民渐渐失守、恐慌不已。4月10号，钟祥市成立环境工作专班，全力寻找强酸污水来源。

　　湖北省钟祥市环境监测站站长 黎箭:在我们这个城区，我们每年都基本上把所有的企业都进行监测，有污水排的基本上都已经查过了。每年都查了，实际上我们也从来没有发现过酸性水。

　　此后20多天，间或出现的强酸水依然没能被查到踪迹，直到4月25号，钟祥污水处理厂无力应付、完全瘫痪。转机在迟到的5天后发生，4月30号，环保人员在西环一路一间无名厂房门前发现有人在挖排水沟，形迹可疑。同时被发现的，还有这条水沟另外埋有暗管，直接从院墙内连接到城市地下排水口，沟里还残存着没能排出的污水。

　　黎箭 湖北省钟祥市环境监测站站长:酸性水的浓度很高，也有很多水，可能排水的管道，原来埋的涵管破了，有很多水。我们看到这个水不是很对，有酸性水烧到什么东西已经起了很多气泡，我们就用试纸一试，也是酸性水，并且浓度很高。

　　据马路对面一家公司的门卫刘志林说，从3月底开始，每天晚上有都大型罐车进入这间厂内，每到深夜，就散发出刺激的气味。

　　环保人员排查当天，工厂院内停着一辆大罐车，院子一角还有一个更大的地罐。当时几名戴着防毒面罩不明身份的作业者正用管子把车内废液抽到地罐里。经初步查明，这些废液为强腐蚀性的有毒有害液体四氯化硅。遇潮湿空气即分解成硅酸和剧毒气体氯化氢，对人体眼睛、皮肤、呼吸道有强刺激，遇到火星会爆炸，用于倾倒或者掩埋四氯化硅的土地将变成不毛之地，树木和草都无法生长。

　　造成污水处理厂瘫痪的强酸废液四氯化硅，原本是多晶硅企业生产时产生的副产品。但钟祥本地并没有相关企业落户。很快警方调查发现，运输四氯化硅的大罐车来自辽宁抚顺，车主叫倪泉，专门从事危险化学品运输。

　　犯罪嫌疑人 倪泉:厂里的业务员不断给我打电话，说厂里的储蓄罐满了，如果四氯化硅堵罐的话，造成厂里全面停产。

　　

　　

　　不断催促倪泉往外拉四氯化硅的企业在哪里?厂家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另找出路排放废液?这些问题成为事件调查的核心。据钟祥警方调查和倪泉的交待，向倪泉提供四氯化硅有两家企业，一家是江西九江的诺贝尔高新材料公司，另一家为湖北晶星科技公司。晶星公司位于湖北随州市，是一家2010年投产，年产1500吨多晶硅的高新企业。记者来到这家公司，公司承认在今年3、4月间，让倪泉向吉林一家企业运输了近800吨四氯化硅。

　　湖北晶星科技公司副总经理 汪应军:我们自己也处理一部分，也往外拉一部分。我们生产调试时有没有完全符合的地方，等级比较差一点的，如果有人要，我们也可能送出去的，毕竟提纯的成本是很高的。

　　即便是因为成本低廉而选择让第三方做排污”替死鬼“，可为什么在随州的企业废液要运往100多公里以外的钟祥排放呢?在记者调查中，一条跨市、甚至跨省排污的巨大链条渐次浮出。通过这条黑金纽带，厂家、运输、排放三方分享着肮脏却丰硕的利润。

　　早在2007年的时候，我国光伏产业发展势头凶猛，多晶硅作为太阳能电池的主流材料，生产规模也就呈现了井喷式的爆发。整个行业称得上是暴利。但全球金融危机后，情况急转直下，多晶硅行业进入”微利时代“。在这种背景下，四氯化硅作为多晶硅的副产品，在数量上严重过剩。对它进行安全处理的成本每吨几千元也就成为一些企业的超重负担。于是，也就有了一系列为企业量身订做的废液排出中介队伍，他们接下生意再转手承包给下线，这样一个作业链甚至可以跨越大半个中国完成。

　　据公开资料显示，2006年，我国多晶硅产量还不到300吨，而按照现有发展速度到2014年将达到29万吨之多。或许是为了避免在不到十年时间中，暴涨千倍的产量造成产能过剩，目前国家已将多晶硅行业列为重复建设项目。另一方面，随着国际市场的波动，金融危机后，多晶硅行业进入”微利“时代，每公斤价格从2007年的300美元重挫到50美元，不足几年前的五分之一。这意味着，在价格和产量的合力围剿下，我国多晶硅企业产生的四氯化硅剧增，已经严重超出国内市场消化的能力，但价格却始终无法突破瓶颈，于是如何处理成为业内早有的担忧。钟祥跨区排污事件便发生在这样并不复杂的背景之下。

　　湖北省钟祥市公安局治安大队副队长王京:通过我们了解，业内人士他们分析，一吨四氯化硅正常处理需要3-6万元的成本。工厂把这些东西交给倪泉这样的下线去处理的话，一吨成本相当低，这样厂家也可从中大量获利。

　　犯罪嫌疑人倪泉:如果通过正常环保部门处理的话，最少也要花几千块钱(每吨)，(厂家)通过我们就给我700块钱(每吨)。

　　湖北省钟祥市公安局治安大队副队长 王京:倪泉了解全国所有的多晶硅企业，然后跟这些厂家发生联系，只要厂家有货，他就去拖，作为厂家是需要有倪泉的这样的人排放这些东西。

　　

　　

　　为了降低成本，被联系到的多晶硅企业会”有意无意地“同意，然后将四氯化硅交给这样没有资质的企业和个人处理。而近些年间，更流行的做法是，一些运输公司以省外四氯化硅处理企业名义，和多晶硅企业签订业务合同，而在运输途中将四氯化硅交给个人违法排放，以此牟取暴利。专门从事危化品的运输多年的倪泉，深知排放四氯化硅的危害。于是他选择了后者的操作方式，找到下线王建国替自己完成排放的具体环节。

　　湖北省钟祥市公安局治安大队副队长王京:王建国获利主要是倪泉给他的处理费，就是在一车5500元的处理费中获利，他自己找下家，找场地排放，付给别人场费，还是小工费。

　　仅仅是今年3、4月间，湖北随州、江西九江的两家多晶硅企业所偷排的800吨四氯化硅，厂家就可节约处理费用几百万元，而倪泉等人也可以获利50多万元。

　　记者采访中发现，在跨区偷排危化品的利益链中，各方为了逃避打击，都会采取一些所谓”正规途径“规避风险。

　　湖北省钟祥市公安局治安大队副队长王京:按国家的规定，生产处置、处理、运输都要经过省级环保部门办理经营许可手续，从我们调查的情况来看，厂家和倪泉签定的合同，首先要求运输企业提供收货方，提供处理四氯化硅的资质，然后签订三方合同。按合同要求，把从厂里出来的所有货物都提交给有资质处理的企业。

　　这就是湖北晶星和倪泉签订的三方合同。按照合同规定，从湖北晶星拉出的四氯化硅，运输方必须运输至吉林华夏化工厂。晶星公司解释说，他们和倪泉签订了合同，他们送出的四氯化硅是按原材料出售，而且有厂家收货的回执单。并且晶星公司还提供给记者吉林华夏化工厂的企业资质，并解释说，这家公司有处理危化品的资格。但记者在这张企业营业执照上并没有发现有经营四氯化硅的许可。吉林华夏化工厂方面也证实，公司并没有经营处理四氯化硅的能力，也没有开具收货回执单。那凭空出现的合同和收货回执单究竟从何而来?

　　犯罪嫌疑人倪泉:那些回执单是我自己造的，复印件是我自己造的，随便一个电脑都可以打。(随州厂看到这些也没有深究，他们就默认了?)对对。(厂里知不知道你往哪里拉?)他们心里明镜一样，我是肯定没有拉到吉林的，如果拉到吉林也只是一部分的。厂里心里明镜一样的，他不能说，我也不能说的。

　　

　　

　　湖北晶星公司”有意或者无意“的失误使得他们有了一套他们认为”合法“的处理四氯化硅手续。同样，作为运输方，倪泉也采取了相似的方法来保护自己。他要求下线，也就是王建国等人，必须有储存四氯化硅的地罐。如此一来，倪泉就不直接参加偷排危化品，他认为这样自己的责任就小多了。

　　犯罪嫌疑人 倪泉:(厂家签定这个合同是为了规避风险吗?)对啊，规避风险，他就没有风险，风险就到了我这儿。然后我就把风险转给了王建国。

　　最后的排放由王建国找根本不知情的普通务工者完成。至此，经过厂家、运输方、具体排放的共同参加，偷排四氯化硅的违法链条形成，各方从中获取高额利润，也都想方设法完成了自己金蝉脱壳的路径。而根据民进四川省委的一份调查报告，中国多晶硅企业80%的四氯化硅废液是直接排放处理的。仅是在今年，排污现场这样刺鼻的气味就几乎从未断绝，它曾出现在3月的聊城，4月的钟祥，5月的菏泽，以及许多我们还未知的地名之中。

　　有关四氯化硅，国家制定了各项看起来完备的排放政策。但实际情况却是，那些善于钻营的商人和不尽然负了责的国家公务人员，最终让这个制度流于形式。于是多晶硅企业的违法排污，在利益链条各个环节都接洽好的默契之下，成了皇帝的新衣。但在这个链条之外，咱们的监管部门是不知道真假，还是不想知道真假?这种暧昧的推搡态度，是不是让清洁能源成了污染噩梦，又是不是让本来有一定门槛设定的高新产业演变成了惨淡的产能过剩?或许这种失衡才是这起案件带给我们应有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