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优势难掩诸多劣势，产业转移并非一片坦途

　　本土雄心 重装待发

　　 本报记者 王敏 庞洁

　　 张才林是成都高原汽车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对成都汽车产业的发展，这位总经理进行了理性客观地分析，他表示，虽然成都汽车产业的优势逐渐显露，但也有它的软肋。张才林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零部件配套企业与整车企业发展不平衡是成都汽车产业发展面临最大的问题。成都乃至四川全省现在所拥有的生产汽车零部件的产能不能支撑庞大的整车企业发展。”

　　与东部企业相比，西部地区的企业成分复杂，既有实力很强、技术先进的大企业，又有低技术、勉强生存的小企业，这些企业的境遇也不尽相同。

　　发展不均衡制约西部企业

　　吉利成都基地生产所需的180多个零部件，只有4个小部件是在四川生产的，其余的都是从吉林、浙江等地远距离运过来的。张才林说，“目前，只能自己救自己。吉利会通过自己的供应网络吸引一些优秀的零部件跨国企业落户我们厂区周边，设立零部件园区。目前，我们已经签约了3家。”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青是西部经济的专家，10月15日她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总体上看，西部地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不够强，很多企业也无力进行自主创新，因此在市场竞争上处于不利地位，西部地区企业的根本是要解决其竞争力问题。”

　　汽车产业是知识聚集最高的企业，自主造车不仅仅要掌握整车技术，还必须掌握核心技术及关键部件的生产技术，否则就会受制于人。事实上，组装式生产做得越大，其存在的风险就越大。没有核心技术，企业将很难从产业高速成长中获得合理的利益。于是，汽车的核心技术和变速器、发动机等关键部件，成为了吉利人的挑战对象。

　　张才林告诉记者，技术研发方面都有点先天不足，人才方面亦如此。

　　一个汽车企业如果没有一大批熟练的、技艺高超的技术工人，一切创新成果都将得不到落实。张才林说，“在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我们办有4个汽车班，都是我们企业的高管和工程师们去给他们讲课，并经常带他们走到生产现场实地学习，根据企业的需要，为企业定向输送人才。”

　　高端人才缺乏更是成都汽车产业的软肋。张才林说，“要是短时间内吸引留住人才还是可以的，但要想长期留住人才却显得有点力不从心。四川没有对高端人才的驻扎提供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只能企业自身想办法解决。现在在吉利成都的高管中，四川本土人占的比例连10%都不到。所以，怎样留住人才以及怎样培育本土化人才将是四川汽车产业亟待突破的瓶颈。”

　　李青对此持相似的观点，她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人才储备、技术聚集、投资人文环境这些对区域发展具有关键作用的因素是需要长期积累才能逐步获得的，不能期待通过一个政策在短时期内解决问题，为此，需要在物质性和社会性基础设施建设和制度建设上做更大努力，增强自身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的能力，并提高对战略性要素的吸引力。”

　　李青同时表示，“西部地区本身是有许多梯度的，既有发展水平较高的中心城市，也有十分贫穷落后的小城镇和乡村，因此对于产业的承接能力是不同的，不能一概而论。”

　　劳力成本低成西部竞争优势

　　今年初，用工荒在东部沿海地区蔓延，西部同样没有幸免。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新疆石河子经济开发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向晓梅说，今年开发区企业用工是10多年来最为紧张的一年。她介绍说，今年新增岗位1.6万个，但缺口近万个。

　　“新疆并不是劳动力富余地区，过去劳动力资源主要来自外地。”向晓梅告诉记者，开发区工业企业招录的工人中，75%以上来自外地。其中，疆外占50%以上，疆内占25%左右，本地只占24%。

　　也有企业家向记者表示，“西部的人力成本只有沿海城市的60％—70％。人才流失率不到10％，只有沿海的一半。”这是不是意味着西部人才和今年初开始于沿海的用工荒并不相同？

　　李青告诉记者，“这一数字反映出西部部分地区发展的优势条件，即不断增加的就业机会和相对丰富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

　　在李青看来，沿海地区的用工荒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经济和劳动力供给进入刘易斯区间，即工资对就业选择的影响较大，同时率费价的上涨也增加了沿海地区的生产成本，使不少企业处于增加工资进而进一步提高生产成本，或不增工资而持续招工难的困难境地。此外，大量农民工处于半城市化状态，存在较多的社会问题，这些也是减少人口跨区域长距离向沿海地区流动的因素。

　　而对于近年来用工荒逐渐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扩散的事实，李青认为，其共同的原因是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和通货膨胀等因素造成的成本上升（“四率三金两价”上升——利率、汇率、税率、费率，薪金、租金、土地出让金，原材料进价、资源环境代价等），东西部的用工荒并无根本不同。劳动力特别是技术人才不是无限供给，其他成本也渐次上涨，企业生存压力加大，这种状况在中小企业表现更加明显。

　　李青说，“用工荒表明，以往靠低工资、低成本所维持的企业运行条件已经改变，企业发展方式需要加快转变，为此政府需要加强对企业的扶持和服务，组织劳动力技能培训，提供劳动力市场信息服务，进一步实现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面向经济发展等，还要切实加强金融对企业的服务功能，企业要积极转变发展方式，提高技术水平，增强竞争力。”

　　归根结底，西部地区对人才和劳动力的持续、稳定吸纳，要靠西部地区本身的经济发展所提供的就业机会、靠西部地区实现与经济增长相协调的工资增长机制、靠与城市化进程相适应的一系列公共政策。

　　产业转移面临新挑战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9.2%，其中，甘肃、贵州增速分别达到46.9%和46.8%；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4025亿元，同比增长36.3%。1—8月，四川省引进到位国内省外资金4906.5亿元，同比增长31%；实际利用外资60.8亿美元，同比增长55.9%。四川引进外资总量跃居中西部首位。

　　西部在承接产业转移中具有很大的比较优势，但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日趋复杂，产业转移西进中也面临一些新挑战。

　　在四川省省长蒋巨峰看来，产业转移是全球经济一体化推动下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是市场经济规律作用下优化区域产业分工格局的必然要求。历史经验表明，每当宏观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往往也是产业大分化、大组合、大调整、大洗牌的时候。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产业分工在新的背景和条件下出现较大幅度调整，全球范围内新一轮产业转移规模更大、速度更快。

　　与此同时，国内产业梯度转移深入推进。近年来，东部沿海地区土地、劳动力、能源等要素供给趋紧，资源环境约束矛盾日益突出，产业转移势在必行。随着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西部地区市场、资源、成本、环境、政策等综合优势更加突出，正在成为国内外龙头企业重新谋划战略布局的重要选择地。

　　蒋巨峰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近几年，产业转移面临着一些新挑战：

　　一是全球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增加。当前，国内外经济环境仍然极为复杂，特别是国际金融市场出现急剧动荡，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上升。一些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投资者信心受挫，已达成意向性协议可能无法兑现。

　　二是项目落地面临新情况新问题。随着国家货币政策由“适度宽松”调整为“稳健”，信贷投放明显收紧，资金趋紧的状况仍将持续；随着灾后恢复重建的完成，地震灾区特殊的土地政策回归常态，用地指标趋紧；人力资源成本上升较快，与发达地区的差距正在缩小，依靠低价竞争将难以为继。

　　三是市场竞争更为激烈。产业转移是大势所趋，但不一定必然转到西部。东部地区在促进产业在本区域内转移，也就是从区域内的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方面采取了不少的政策举措。

　　在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看来，承接产业转移只是一个阶段，西部地区要在此基础上加快产业升级，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在承接产业转移中，西部地区的不同省份、不同地级市和不同县城一定要因地而异，不能雷同，应认真分析怎样把本地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除承接产业转移之外，西部应大力发展地方金融，发挥地方金融在西部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地方银行要加快建立和扩充资本，村镇银行要多建快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在8月份于贵阳举行的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上表示，西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中，应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当前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分工与合作、提升产业转移与提高自身发展能力4个关系。

　　李伟告诉记者，在承接产业转移中，西部地区在思想观念、基础设施、产业配套、人才等方面仍有不足。李伟认为，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应坚持市场化导向，摒弃“GDP至上”、“财政至上”的发展理念，并避免地区间在承接产业转移中低水平、重复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