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走了之不是上策_“熟人温州”何日走向“规则温州”？

　　刘琼

　　都说商场如战场，在商场上驰骋的企业家，大多读过《孙子兵法》。“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最近在温州频频上演，企业遇到问题，“一走了之”真的是上策吗？

　　遭遇窘境，走为上策？

　　近日爆出的温州老板集体跑路，原因大多相同——资金链断裂。以温州最大的眼镜生产厂商信泰集团为例，在2008年，随着世界光伏产业的兴起，董事长胡福林也开始进军光伏产业等领域。但由于涉猎业务过多、扩张过快，信泰数亿元的产值根本无法满足其扩张的需求，最终陷入资金链断裂的“绝境”。

　　类似的状况在温州今年接连出现，比如波特曼咖啡因经营不善，企业主向民间借入高息资金，最终导致资金链断裂出走，相关门店停止经营；位于乐清的三旗集团董事长陈福财，因资金链出现困境、企业互保出现问题出走……

　　除了一走了之，还有企业家选择了自杀来逃离巨额债务。9月24日，鄂尔多斯市中富房地产开发责任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福金自杀身亡。有人透露，王福金自杀前遭到多位债权人催债。

　　也有企业家勇于承担，上个世纪90年代，史玉柱曾因巨人集团经营失误资金链断裂而欠下大笔债务。但他没有赖账，埋头苦干多年后，还清了所有的债务。

　　“这种当然比较少见。”上海神光心理咨询中心咨询师彭瑞林对《第一财经日报》分析说，像史玉柱这样的企业家是抗压能力和责任感都比较强的，大部分企业家在被众多债主追上门无休止纠缠的时候，是非常压抑郁闷的，特别是当集资、借款对象是亲戚、朋友和乡亲时。

　　选择一走了之的企业家，还有一种奢望，就是当国家的宏观调控和自己的资产价值回调、资金链放松的时候，他们还有回来东山再起的可能。彭瑞林的一位温州企业家朋友仅在上海的泰晤士小镇就有15套总计价值2亿多的别墅，想卖掉还贷的时候，却遭遇了今年房地产的严厉调控而资金链断裂，不得不一走了之。

　　虽然在高压力的极端环境下，企业家会做出冲动的行为，会采取逃跑，甚至自杀的放弃性行为，易普斯咨询首席顾问张西超却认为，根本原因还是对大环境和企业发展信心的丧失和对自身价值的怀疑。

　　不过温州中小企业联合会会长周德文认为，“没有做过企业的人无法理解做企业的艰辛和被逼债的痛苦”，走上自杀、逃跑等道路也是被逼无奈，要知道温州人乡土观念重、好面子，跑路老板或多或少都参与了民间借贷，“跑路”等于自毁后半生信用，不是走投无路，这些人不一定会跑。

　　传染的“跑路”症因

　　更糟糕的是，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由于温州企业间在借贷时往往相互担保，一家发生破产倒闭、老板跑路，就势必危及互保企业，所以导致“一倒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和逃跑的从众行为。

　　一位温州企业界人士向记者透露，那些不知名的、无影响力的中小企业停工和企业主逃跑的数据，很难统计周全。

　　企业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的情况以前也有，为什么在今年出现企业家跑路的群体现象？在周德文看来，温州的事件与国际经济形势不明朗、金融危机还未远去、国际订单减少，而人民币升值、制造成本上升、人力成本上升导致的利润下滑有关，因此企业不得不去寻找其他的投资渠道而造成实业的空心化。

　　温州一家家纺企业的董事长林金波（化名）也印证了周德文的观点，该企业产品80%出口到欧美等海外国家，林先生告诉记者，近年来企业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差，他的企业基本年利润在3%至5%，却不得不承受汇率变化、原材料和劳动力价格大幅上涨的压力。

　　周德文表示，所以做实业的温州老板这几年一直在搞投资，基本上是找能给他们带来比较快收益、短期回报高的项目、产业，包括投资房地产、高利贷等暴利行业，而且相互“跟风”，这种投资的方式，外部环境一变化，就可能造成灭顶之灾。

　　另一方面，国家宏观调控导致银根缩紧，而企业的融资渠道单一，一些企业一方面银行贷款到期，急需还款，另一方面企业后续投资需要，为了维持正常生产，不得不去借高利贷。据了解，目前温州民间借贷的利率水平已超过历史最高值，一般月息是2分~6分，有的甚至高达1角5分，结果烂泥潭越陷越深，债台高筑，根本无力偿还而一走了之。

　　跑路后遗症

　　而现在“银行的贷款到期，可是担保公司、民间贷款机构都去澳大利亚度假了，根本没法周转到钱，而上半年尽管利率高，至少还能正常地从民间借贷机构周转到钱”。周德文最近经常接到一些企业主的电话，抱怨在温州企业主逃跑事件后，正常的民间信贷受到打击，不愿轻易借钱，让企业走入新的困境。

　　而这一轮风波更多的后遗症是，不仅企业之间的信誉丧失，不愿意再相互担保、相互拆借，下游客户对企业的信任度也在打折扣。有企业表示，最近老板出逃事件炒得沸沸扬扬，就连国外客户都知道，企业最新的订单，客户本应先支付30%的预付款，但有两家单位不放心，专门派人到企业了解情况，然后才付款。“一个社会如果失去互信，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周德文说。

　　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温州企业抱团和互信以及企业家聪明的商业头脑，温州人被称为亚洲的犹太人。彭瑞林此前接触的温州企业主经常聊起的说法是，在海外，只要讲一口流利的温州话，就根本不用带钱出去。若有企业主短期差个30万、50万，一个电话过去就给你打到卡上。只要是好项目，数亿资金通过合股的方式在数日内聚集，也是并不鲜见的温州故事。但现在无疑让温州多年建立起来的民间诚信、信誉，顷刻之间被摧毁。

　　“跟风”躲猫猫的跑路者，对温州商业文化环境蒙上一层阴影。不过，彭瑞林认为事情都有两方面，以私人关系构成的“熟人社会”行为模式现阶段也阻碍了温州的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温州必须在陌生人社会中谋求现代诚信的建立，从“熟人温州”走向“规则温州”。

　　而要防止企业家跑路症群继续蔓延，周德文认为，政府和社会除了需要引导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的规范踏实的行为，还需要在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提供多种救助和解决的方式和途径。

　　周德文就调研过日本、德国、美国的一些中小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它们由数量众多的政府或财政支持的民间机构组成，为中小企业提供非常细致的服务和帮助，包括资金帮助、税收支持等。“而中国的银行和一些其他机构都喜欢‘傍大款’，中小企业根本没人理。”

　　他在给温家宝总理的建议上就提到，应该加强金融的对内开放。目前温州企业融资渠道方面，除了银行，温州的小额贷款公司只有20多家，对于40多万户的个体私营企业来说只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问题。“温州有200家小额贷款公司都不嫌多。”在投融资体制的改革上也是如此，应该拓展企业的股权、债券投资平台，给企业更多直接融资的渠道。“政府应该健全法律去监管这些平台，而不是禁止这些平台的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