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商“三重门”

　　史川轩

　　张裕葡萄酒创始人张弼士的发迹，可以追溯至一段幸福美满的婚姻。

　　咸丰9年（1859年），刚满18岁的张弼士为逃荒离开广东省大埔县，漂海南下到印尼谋生，开始在一位温姓老板商铺做伙计，让他管理账房，因其为人诚实、可靠，得到了老板赏识，还将自己唯一的女儿许配给他，若干年后，张弼士夫妇得以继承全部财产，后来张弼士决定将一半财产创办一间经营各国酒类的商行，做买卖生意，同时承办当地酒税和新加坡的典当业，从此走上富商之路。

　　张弼士靠诚信，勤俭创业，后来开商行，办矿业，事垦殖，设银行，经营药材贸易，经过30多年的多元化经营，成为华人世界首屈一指的巨商，被美国人誉为“中国的洛克菲勒”，据说，其财富总额曾高达8000万两，其时大清国的年收入也不过如此。

　　1891年，张弼士了解到烟台当地气候、环境适宜种植葡萄，便接受酿酒师奥地利人哇务的建议，从德、意、法等国引进124个品种的120万株葡萄，并购进了压榨机等设备， 1895年，张弼士出资300万元，创办了张裕葡萄酒厂，于是有了百年张裕的由来，成为“中国葡萄酒之父”。

　　“三位一体”

　　张弼士是早期粤商的代表人物，但是，许多人并不清楚，与晋商、徽商等不同，粤商文化由客家文化、潮汕文化和广府文化三大板块构成。据华南理工大学客家研究所所长谭元亨教授粗略估计，广府人口占广州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客家人约占1/3，潮州人则占1/6，且有着鲜明的文化差异。张弼士出身地大埔，隶属梅州市，属于典型的客家人聚居地。

　　早年在南洋便有这么一段民间的谚语，叫做“客人开埠，广人旺埠，潮人占埠”，就像历史的分工，言下之意，是说客商是开创者，广商善于把商埠打造得风生水起，左右逢源，潮商则牢牢站稳脚跟，成为生意强人。

　　当然，民间的说法只是一个笑谈，比如，粤商的三大商帮每代都不乏巨商富贾。但是，粤商的三大商帮，存在开放、实用、灵活、勤劳等共性特征的时候，确实又有其鲜明的个性。在一个大的地理区域中，各居其所，既有三角洲、平原，也有丘陵、山地，人文传统、地理环境的差异，造成了民系品性的落差。

　　其中，广府人最早到达广东，占有西江流域及其下游的珠江三角洲，此处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扬帆万里的起点。广府的文化特征在岭南文化的分支中最引人注目，既有古南越遗传、中原文化哺育，又受西方文化影响，具有多元化构成因素，在广东文化中占有最突出的地位，广府文化在各个领域中常被作为“粤文化”的代称，如广州话称为“粤语”，并成为一种国际性语言。从汉代开始，广府民系即与海外文化开始接触，因此广府人颇具开放性，敢于吸收、模仿和学习西方文明，视野宽广，思路开阔，商品意识和价值观念非常强，精明能干，善于计算。

　　稍后才到的是潮汕人，占有了潮汕平原。潮汕文化是闽文化的西渐和潮州的“福佬”文化（福佬，指居住在福建漳州和潮汕一带，讲闽南方言的汉族人）融合而形成的。

　　由于潮汕平原地少人多，生存不易，常有台风与地震威胁，且为群山阻隔、陆路交通不变，而东南濒临大海，近海有不少岛屿，地理环境迫使潮汕居民很早就“逐海洋之利”，发展海上贸易，民间曾经盛传“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汕人”的说法，长期面对惊涛骇浪，培养了潮汕人坚强意志、勇于开拓的冒险精神以及同舟共济的团队精神；由于人均耕地不足三分田，潮州人精细耕作，“耕田如绣花”，有着精益求精的传统，因此，有人形容，潮汕人的人文性格是”海盗与儒雅并存”，一方面富有“能闯能略、谨慎精细、务实勤俭”的海洋精神，敢于冒险；另一方面，儒雅文化又培育出了功夫茶、潮汕菜等追求细节的文化传统。

　　客家文化其实不限于岭南，在江西、福建一样很成气候。客家的祖先源于中原，唐末五代时从中原一路迁徙而来，先到了粤东北一带，而后延伸到粤东、粤北，后来“蛙跳式”布点全省。既保留了中原文化的主要特征，又吸收了南方百越族土著居民的精神气质，早期客家人移居之地几乎是僻远的山区，有“逢山必有客，有客必住山”的一说，后来走出大山，飘洋过海，散居于世界各地，海洋文明较晚接受，但适应能力却非常强。故此，谭元亨在其主编《客商》一书中谈到，“客家文化或客家精神是一个符合的、动态的意识形态，诸如勤劳克俭、崇文尚教、开拓进取、隐忍坚韧、宽广大气都是客家精神的丰厚底蕴。”

　　除了三大民系文化之外，广东还有着雷州文化、桂东文化、特区文化等，甚至在讲粤语的江门地区还有着“五邑文化”，恰是这种差异性构成了粤商人文品格的底色，他们认可价值多元，处事讲究求同存异，兼收并蓄。

　　商帮缘起

　　明朝以前，广东商人的经商活动多是分散的、个体的行为，各自为战，没有出现具有特色的商人群体，有“商”而无帮。明朝嘉靖中叶之后才逐步形成广东商帮，由海商、牙商和国内长途贩卖的批发商构成。

　　早年，广东商帮就分为广府和潮州帮，前者商人主要由珠江三角洲各县以及操粤语语系的其他商人构成，清嘉庆年间，广州府属13县居民，以商贾谋生者平均占比约28%，南海县甚至高达60%；潮州帮则为执政当局的“海禁”政策所逼，多属亦盗亦商，因为潮地多靠海营生，在“海禁”政策中约束最严而难以谋生，只好铤而走险，选择从事海上武装走私的道路。

　　其后，清政府开放海禁，设立闽、浙、粤、江四关以征税，随后仅留广州一口通商。在此过程中，广府商人的前身——行商，渐次发展为包销洋货进口和本国土货出口的垄断性外贸机构，称为“官行”或“洋行”，广州也逐渐被誉为“天子南库”。其中，广府商人自然“近水楼台”，主要从事转手贸易和零售批发行业，利用地理位置以及国家特权从事贸易活动，获利丰厚，外国精美的洋货产品，如香水、挂表等手工艺品通过他们进入广东，而中国盛产的茶叶、丝绸、陶瓷等源源不断出口至欧洲。

　　名闻天下的十三行商人中，其实相当部分是福建人，广州大学十三行研究中心副主任冷东教授介绍说，“大部分行商，多半不是广东人，像伍家、潘家这两大家族，祖籍都不是广东，而是福建，曾有学者详细考证了二十多家行商的籍贯，其中过半都来自外省，主要就来自福建、安徽等等。”而闽商中，相当部分就是潮人。

　　客家商业势力的崛起则较晚。早期的客家人仍然保留中原的农耕传统，以耕种为主，但是由于山区的土地有限，再加上人口繁殖，部分客家人才“洗脚上田”做起商人。由于具有福建、江西交界地区的区位优势，其更加注重到内地经商，尤其在清朝初期，执政当局奉行“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政策，客家人大量到湖南、湖北和四川经商，不少客家商人致富后又定居入籍四川。据有关研究统计，清代康、雍、乾三朝（1644-1795年），客家人入籍四川者至少达75万之多。

　　根据现有文献记载，明代至清中期，由于广府、潮汕商帮势力甚强，客家省内贸易不多，比较多的是将兴宁的棉布、五华的生铁等土特产运往潮汕地区进行贸易，直到晚清，客家的商业势力才逐步向广州等地区扩展。此外，客家商帮拥有一支不可小觑的海外军团，利用清政府特准开放广州的政策红利及其后的通商，敢于闯荡的客家人纷纷至东南亚以及美洲国家经商贸易。据统计，明清时期客家人由于经商及其他原因定居在海外的约有300万人，张弼士即是其中一员。

　　三大分支缘起各有不同，却彼此融合，才构成了“粤商”的整体概念。如今，关于哪个分支的商业力量最盛，并没有确切统计。不过，一般认为，从总量来说，广府商人人数最众，财富最多，但是最出风头当属潮商，而海外粤商群体中，潮商的势力亦最大，而客商的成长性则不容忽视。

　　官商远近

　　一般人总是喜欢探究粤商三大分支各自特色，学界似乎并无定论，但是，广东省社科院企业管理与决策科学研究所所长林平凡的观点，大体能代表一般学者的普遍观点，“整体而言，潮汕商人各具冒险精神，善于用独特的视角去把握、创造商业机会；广府商人偏重务实，更加信奉规范的经营模式；客家儒家文化浸染深厚，相信天道酬勤，勤勉的色彩更为浓重。”

　　谭元亨在《客商》一书中，将三者的差异化概括为：广府商人商业头脑灵活，独立自主精神强，能“顶硬上”；潮汕商人敢作敢为，“爱拼才会赢”；而客商在三大商帮中，“最能吃苦，最富于开创精神的同时也是最恪守诚信之道”。

　　有学者甚至将三大商帮简单概括为，“广府商人要利不要名，客家人要名不要利，潮汕商人名利双收。”

　　当然，以上观点皆为一家之言。除了这些差别之外，从官商关系、团体主义的维度，也能梳理出三大商业群体的若干差异。

　　官商关系一直是中国传统商帮无法回避的命题，徽商研究专家的话说，徽商是“贾而好儒”，进而“官商互济”；而经营票号业的晋商，同样与政治关系密切。相较而言，粤商整体漠视政治，在他们的词典中，“政治”当不了饭吃，甚至有“官可病商”的警惕，比如，晚清著名思想家郑观应就曾断言：官非但不能护商，而只能害商。事实上，早年间，十三行商人每每花上一大笔钱，买个顶戴花翎，以为能做护身符，可事后大多并没有尝到“官商”的甜头。

　　不过，三大商帮中，官商关系依然有远近之分。其中，客家儒家色彩最浓重，历史上曾与徽商有着近似的“红顶商人”文化。比如，前文所述张弼士后来入仕途，先后任清朝驻槟榔屿领事、新加坡总领事等职，光绪帝在1903年曾两次召见，赐侍郎衔（大体为副部级待遇），后被任命为督办铁路大臣。遭逢这等际遇的张弼士恰是客家出身，这绝非偶然。

　　要知道，客家先民多为中原躲避战乱的平民，在迁徙辗转中，始终保留着中原文化的主流特征，尊奉华夏为正统文化、崇尚诗礼传家，注重对传统、文化、语言、洗漱的完整保存，客家人甚至有“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的祖训。客家民系形成于宋，宋明理学濡染之深，不比徽州人弱多少，保持了崇文善学、勤俭节约、质朴率真、重视名誉的文化性格，从徽州到梅州，甚至能找到不少共同之处。一般人以为粤商“重商轻文”，至少客家人绝不是这样。

　　时至今日，有学者认为，客商在三者中“儒商”气质最重，也更精于政商关系的良性互动。

　　而潮汕商帮则尤为注重内部的人际关系，“抱团”意识最为鲜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粤商研究中心邓可斌博士戏言，“任何一个潮汕人，只要会讲潮汕话，如果没有工作，去找潮汕老板的话，基本能做到找3个老板，有2个老板愿意提供工作，潮汕人尤其讲究相互扶助。”2010年的国美电器股权争夺案中，曾有消息说潮汕老乡火线相助黄光裕20亿元，有其深重的文化心理基础。

　　在三者中，广府商帮文化气质似乎最为独立。比如，其他两家都以潮商大会、客商大会这类组织为依托，构建商业网络，密切内部协作，而广府商人对于此类活动的热情远远不及。

　　当然，三者同处于岭南地域，彼此融合贯通，其关系亦处于一种动态的变化之中，并不能将差异绝对化，比如，香港和深圳原先是客家文化占主流的地方，其后逐渐演化为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杂存的地方，现在广府文化的表现明显更为突出。

　　（特别感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粤商研究中心申明浩主任、邓可斌博士，广州大学十三行研究中心副主任冷东教授，华南理工大学客家研究所所长谭元亨教授以及广东省社科院企业管理与决策科学研究所林平凡所长接受采访，文章部分内容援引自刘正刚著《话说粤商》，谭元亨主编《客商》以及陈泽泓著《广府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