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萨斯幽灵 是否已经远去？

　　周飙

　　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将本月31日定为70亿人口日（虽然美国统计局认为应定在明年3月），这样一个日子难免会引起人们对人口问题的再度关注，有意思的是，许多人口专家，甚至包括一些以往对人口爆炸将构成的生态压力忧心忡忡的悲观主义者，都已转变论调，认为数量增长已不再是焦点，人口结构和老龄化才是今后需要集中关注的问题。

　　无疑，有很多证据支持他们的看法：中国的趋势已彻底扭转，未来人口下降已成定局，印度的生育率也已控制在替代水平附近，城市化继续在延缓发展中国家此前的高速增长，城市化率最高的发达地区生育率已降至略高于1；然而同时，一个明确的事实是：世界人口仍在延续过去半个世纪所呈现的稳定趋势：每隔12-14年增长10亿。

　　乐观者说，绝对值的匀速增长反映了增长率的下降，但就人口-生态关系而言，构成生态压力大头和人口增长主力的农村人口，在过去12年中又增加了2.8亿而在我看来，人口形势的扭转和生态压力的真正缓解，需要身处于传统生活和生产方式中的农村人口的绝对下降；如此看来，作为本文标题的那个问题，在今天仍然是有待回答的。

　　马尔萨斯的核心思想是：人口有着指数增长的内在动力，因而在给定技术条件下，将不断增长直至达到资源数量所允许的水平，当人口接近该极限水平时，生存资料的边际劳动产出率将不断下降，最终在均衡点上，追加的劳动投入将不再能够换来足以多养活一个人的产出，而最低收入阶层将会生活在勉强维持温饱的水平。

　　对马尔萨斯历来存在许多反对意见，也伴随着大量的误解，而在主流经济学界，他甚至早已被视为破产理论而遭鄙弃，不过在现实中，他的阴魂却始终难以被驱除。

　　反对者最初选择的攻击点是他的边际产出递减律，认为边际产出未必是递减的，在技术不断进步的条件下，完全可能持续递增，因而问题就变成技术进步是否足够快从而将资源极限以比人口增长更快的速度不断拉高，而马尔萨斯并没有论证为何这是不可能的。

　　确实，在工业革命以来的历次创新浪潮中，技术进步似乎没有上限，但尽管如此，在以百年计的长期，这一反驳是琐碎而无力的，因为马尔萨斯理论并不需要假定边际产出在任何时候都是下降的，而只须假定它最终会在某个边界附近开始下降，从系统论角度看，指数式增长的系统，必定存在一个负反馈机制来构成其边界，否则它将是爆炸式的，不可能稳定存在，假如技术进步果真能解除对增长的限制，人口以不久前曾有过的3%年率增长（相当于每25年翻番），不到200年便可以每平方公里1万多人的密度铺满整个陆地，再过几百年便可耗尽地球上全部碳原子。

　　第二个反驳更有效：马尔萨斯没想到会出现避孕套；不过该反驳之所以有效，是因为马尔萨斯不恰当的将人口内在增长动力建立在人类情欲的基础上，而现代避孕手段让人们在满足性爱需要的同时得以控制生育数量；但达尔文已经为人口增长动力指出了更坚实的基础：整个进化史就是生物个体想方设法尽可能多的留下后代的历史，今天活着的人得以存在，便是因为他们的历代祖先都继承了足够强烈的生育繁衍意愿，而不仅仅是他们喜欢性爱；实际上，在面临资源压力时，独身和溺婴等生育控制手段始终被广泛使用，避孕药具只是让控制方式变得更人道，而并不会削弱进化所赋予的繁衍本能。

　　第三个反驳是基于加里·贝克尔的理论，贝克尔指出，生育决策并非简单的数量决策，也会考虑质量，因而生育仅仅是家庭长期人力资本投资的一部分，生育数量将取决于投入产出比；在现代城市文化和就业环境中，若父母期望孩子健康、体面并获得良好地位和前途，需要在抚养和教育等方面做高额投入，假如每个孩子所需投入越来越高，生育数量便相对减少；事实上，各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所伴随的人口趋势，显然支持了上述理论预见。

　　马尔萨斯幽灵是否已经远去？

　　可是，迄今我们对城市化所带来的低生育率只有不足两代人的经验，难以预料质量上的投入何时会开始或是否已经开始报酬递减，而且，并没有特别的理由说明，基于投入产出的均衡生育数量会处于替代水平之下，因而城市化在某些地区所导致的极低生育率完全可能只是短期或例外情况。

　　况且，牺牲数量而追求质量的生育策略要成为优势策略，前提是被牺牲掉的数量必须在第三代之后得到补偿，比如，你为了第一个孩子能有出息而不生第二个孩子，那么这个孩子必须给你带来额外的孙子或曾孙或玄孙，否则你在遗传收益上就亏了；而从策略竞争的角度看，亏损策略终究会被遗传收益更好的优势策略所替代，而事实上，我们很难相信那些受到更好教育、前途更光明的孩子，果真为他们的父母带来了更多孙辈，事实很可能恰好相反，这就更让人怀疑质量策略能否长期维系。

　　对此，有人指出，影响生育意愿的不仅是遗传因素，还有文化，而文化的传播比基因更快捷便利，完全有可能，当支持多生策略的基因在人群中扩散时，文化影响却把其中足够多的人不断拉入少生的队伍中；但这种可能性只是理论上的，从未有人论证过，在缺乏遗传优势的情况下，少生策略何以会成为整个人类的长期主流策略？缺乏遗传基础的文化和价值观潮流是飘忽多变的，尽管西方文化目前占据主导，但文化和价值多样性程度始终很高，而只要其中一部分支持多生，其影响何以不会随其人群规模而扩大？穆斯林社区在西方的日益壮大，似乎正在为我们展示这样一种前景。

　　实际上，对马尔萨斯真正有力的反驳是：人口有可能被疾病长期压制在资源供养极限水平之下，英格兰在首次黑死病大流行（1348年）之后三个多世纪的历史，很可能提供了一个这样的案例，但也恰恰是在这一点上，现代与过去的不同是：马尔萨斯理论的漏洞被现代医疗和防疫体系补上了，因而它在今天比古代更有说服力。

　　显然，假如我们将目光放远到两三代人或者更大的时间跨度上，那就很难将马尔萨斯弃之不顾，他的理论仍将是我们观察和思考人口问题时无可替代的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