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债务危机下的“侧面”

　　温州一直是经济领域的焦点，温州模式是民间金融和中小企业发展状况的风向标，如今，这座城里有因为资金链断裂，出走后又回归的老板；有因为政策突然扩张又缩紧的艰难企业；有靠“个人信用”成长的民间金融市场；还有高房价背后的炒房族，这些故事共同描绘出这座城的多个侧面。

　　民间金融成就了温州实业也成为了温州模式的一部分。在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看来，温州的民间借贷市场就是伴着实业起来的。

　　“出走”又“回归”的胡福林

　　位于娄桥工业区的信泰集团俨然一座现代化的工厂，干净的厂区和办公楼，车间楼与办公楼隔了一条小路，是一座蓝色玻璃幕墙楼房。若不是萧条的气氛和在门口守卫的巡防人员，很难将这座工厂与跑路老板联系起来。过去近一个月中将高层和公众目光引向温州的正是此前被媒体爆出负债出走美国的信泰集团老板胡福林。

　　10月上旬，胡福林回到温州商讨公司并购重组事宜，回归后虽然很少与媒体接触，胡福林却陆续开始联系生意伙伴和朋友。目前，信泰集团已经全面复工。10月20日，眼镜事业部的7个生产部门中有6个开始恢复生产。

　　“他上午刚给我打电话说过几天见一面，因为在他走的这段时间我为他讲了不少好话，他说很感激我。”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

　　“我与胡福林关系很好，他是我的学生，也是我的副会长。”据周德文介绍，2008年政府推出4万亿救市政策，银行放贷规模扩大。“那时候很多银行上门找胡福林，希望他能从银行贷款，当时政府鼓励企业转型，胡福林自己也脑袋发热就投资了太阳能项目。”周德文说，短短的两三年的时间，胡福林就投入了6个亿，然后遇到宏观调控，银根紧缩，银行大量收贷，为保持信誉只好转向民间高利贷还款给银行，银行收回贷款后不再续贷，老板只得被逼得跑路。

　　突然宽松又突然收紧的政策

　　温州瑞安的一位企业家称，温州多数跑路的企业家都与政策的突然扩张和收紧有关系。

　　“2007年因为经济过热政策逐渐收紧，2008年金融危机来了，马上宽松下来，推出4万亿的救市资金，导致物价和房价快速上涨，后来发现太猛了，就在一年内多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现任湖南担保协会副会长袁国兴曾当过多年地方银行的行长，他认为，有病吃西药，急于求成，政策的短期行为导致企业像烙饼一样。“银根紧缩，银行就要把钱收回来，收谁的？政府的融资平台敢收吗？差的小企业本来就贷不到款，银行也收不到。只能从稍微好点儿的企业那里收贷。”袁国兴总结。

　　伴随“个人信用”而生的民间金融

　　在公司出现资金缺口而又从银行融资无门的时候，很多公司选择了民间金融。“在周德文看来，温州的民间借贷市场是伴着实业起来的。“上世纪80年代我刚大学毕业时，温州很穷的，没有政策、资源和土地，温州人开办企业都是从亲朋好友那里借钱，赚到钱后就会给债主一点红利，慢慢发展成民间借贷。”

　　小俊来温州开办了一个小型传媒公司，刚创业不久无法从银行取得贷款，时常因公司资金周转求助于民间借贷。“我都不好意思跟人说，我这部车都进典当行四次了。”小俊指着自己的比亚迪说，到了还款的时候把车送去典当行，先把民间借款还上，以保持良好的信誉，资金周转过来后再把车赎回来。“因为是外地人，刚开始借钱还要抵押，现在有了好的信誉都不用抵押了。”小俊把信用看得非常重要。

　　乐清企业家吴旭升从银行贷款1000万，他说，有时因为还银行到期贷款，自己也需要从民间搞点借贷，但是利息高的不要。“我们有个兄弟会，联系很密切。”吴旭升透露，包括他的企业在内，温州有70多家企业组织成立了一只几千万的基金，当会员企业还银行贷款出现困难时可以先从基金中挪用，这个组织对企业的准入门槛是规模4000万以上，以供企业之间互帮互助。

　　高房价背后的炒房族

　　出租车司机杨师傅是温州人，两年前把老家的房子卖了，揣着卖房子的50万做放贷的生意。“高利贷都是月息3分，我的是月息1分，都是放给很熟的朋友。”杨师傅说，现在有32万放给了一个小老板，每三个月拿到1万元的利息。“我不会做高利贷，风险太大，我都借给很熟的人，我知道他家和他家里的人才敢放给他。”尽管杨师傅已经有150万的存款，但对温州的房价还是望尘莫及，一家四口在温州市区租房子住。“我买不起房子，赚钱的速度赶不上房价的速度。”

　　“温州人为什么炒房？因为炒房来钱快。”吴旭升的太太就是炒房团成员之一，“她的利润跟我差不多，但她只有一个人，我有几百个员工帮我赚钱。”吴旭升透露他太太十年前就开始炒房，当初是每平米6000元，如今已是4万元/平米。“还有个老板利润是他太太炒房的十分之一。”吴旭升笑着说。

　　但如今受资金链紧张的影响，很多温州老板开始抛售手中的房产。记者从温州房产中介那里看到，同条件的房屋，10月份挂出来比上半年挂出来出售的便宜20%左右。房产中介的销售人员告诉记者，房主的要求是一次性付款。“他们现在资金紧张才会低价抛售，晚付款一个月他们光利息就有十几万。”

　　本报记者 李蕾

　　（下转B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