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反腐”需更大魄力

　　单士兵

　　路透社7次精准“预测”中国经济数据，不是因为“章鱼哥”显灵，而是我们政府工作人员泄密。日前，国家保密局、最高检通报了国家统计局干部孙振、中国人民银行干部伍超明等泄露涉密经济数据案件查办情况。这两名官员因为泄露包括GDP、CPI等人们高度关注的经济数据，被以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和六年。

　　保密局的声音，终于揭开“内鬼”的面纱，让人们看清，那些总能成功“预测”种种经济数据的机构与精英，不过就是依附于数据泄密背后利益链之上的一环罢了。在这个数字化生存的年代，这条利益链制造的巨额利益，实在很难估量。一次次曾被提前获取的经济数据，除了透支政府的公信力，就是掏走无数普通投资者的真金白银。

　　这其中的经济逻辑不难理解。市场经济是资源经济，信息就是极其重要的资源。林林总总的数据被提前泄露，被特定的利益群体掌握后，自然就会用来对证券、债权、房地产等等市场进行预判。一些金融机构及投资人完全可以利用这些数据提供的时间差，提早布局购买相关股票即时抛售获利。除了市场短期预判的及时谋利，借助数据剖析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也更容易实现长期稳赚不赔。

　　由此不难看出，经济数据泄密其实就与其他类型的腐败一样，都是贩卖公共资源来进行损公肥私，对公众进行无耻掠夺。当然，这种数据腐败又有其独特之处，比如，专业性、技术性、隐秘性等更强，不容易被发现，很容易被忽视，造成的损失又难以清楚盘点。这样一样，在规制与打击这种数据腐败问题上，长期以来太过麻木，执行不力，结果导致这条利益链越发坚硬密实。

　　回过头来看，这些年在各个行业领域，被成功“预测”的经济数据太多了，被提前“发布”的经济消息也太多了。一次会议，一场谈话。掌握重要经济数据的领导不经意间就可能出现泄露行为。现在，国家审计局与人民银行的两名副处级干部，虽然敲响了警钟，但是，不论是依据起码的常识判断，还是根据谍战剧给我们普及的专业知识推论，在太多经济数据泄密，特别是包括一些属于高级别国家机密的经济数据泄露，这背后，显然就不止于这样少数几个“内鬼”，“内鬼”的级别也很可能不止于“副处级”。

　　与反腐败总是陷于困境的原因一样，打击经济数据泄密这种特殊腐败，不是因为缺乏制度支撑，而是执行不力。相关工作人员头上，其实早就悬着法律的绳索。比如，《刑法》就有明确规定，泄露国家机密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处三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统计法》也规定，统计数据依法公布前，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泄露；统计机构、统计人员泄露国家秘密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更何况，还有专门的《保密法》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泄密行为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规定。问题是，数据腐败背后同样牵扯着复杂的利益博弈，追究得越深，碰触得就很可能是更高层级的“大鱼”，或者是更有社会深影响的“重要人士”。

　　现在，保密局已经发出声音，也足以显见经济数据泄密已经带来无法回避的危机与压力。随着两名“内鬼”被送进深牢大狱，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对经济数据泄密的惩戒，已经不再是家法伺候而是国法亮剑了。我们当然期待法律从此就成为无惧权势的“尚方宝剑”，但是，经济数据泄密已经形成利益链，包裹的利益博弈也是极其复杂的，这就注定着这必是一场艰难复杂的反腐败斗争。在打击数据腐败的问题上，接下来路正长，夜也正长。当务之急，就是更加系统地进行相关制度的完善，并借鉴国外在数据发布方面的先进做法，来把相关细节流程梳理清楚，把具体责任指归界定清晰，来真正完善相关监督与处罚体系。

　　更重要的是，在打击经济数据泄密的腐败问题上，政府部门需要拿出更大的魄力，痛下决心，真正站在国家安全与公共利益的立场上，对经济数据泄密者施以“重典”，来挽救政府在经济数据发布方面已经透支到生死存亡的公信力，不再让这种数据腐败的潜规则和利益链捆绑中小投资者，让他们再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现实痛感了。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