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表达人们是如何成功的

　　香港媒体以“社会良心”来称赞金马奖纪录片导演张经纬，他却认为这个担子太重，“我没有想过改变社会，那是社工想的。我是职业导演，我的社会责任是拍好片子。”

　　徐佳 崔润芳

　　采访纪录片导演张经纬需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因为他会很认真地回答你的问题，认真到有些较真。

　　“你认为纪录片需要承担道德使命吗？”记者问他。“什么叫道德？”他反问。“你会刻意找寻拍摄主题和对象吗？”“怎么理解刻意二字？”就这样来来回回在字面上纠结。

　　对“定义”的严格可能是学哲学的人之“通病”，却符合纪录片导演对“真实”的苛求。“我的电影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故事。没有对与错、好与坏的道理，尽量不带倾向性。”不久前，带着新片《一国双城》来上海和观众见面的张经纬，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如是说。

　　《一国双城》是关于一个花了大半生光阴争取来港的女人阿雪的故事，但更深层是以中国近代历史及不同社会政策作切入点，带出当人自以为拥有自由意志时，却始终逃不了政治环境的摆布，既是讽刺，也是宿命。

　　“谁应当为阿雪的故事负责？”许多人问他。“我从来不会希望把阿雪的故事简化到一个谁的责任、谁不好的问题。”张经纬告诉记者，剪辑《一国双城》时，他正在阅读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并因此深受启发，“我觉得我们的世界的确太复杂了。我更愿意为观众提供多层次的背景，并启发他们去想象。”

　　金马奖对我没任何改变

　　“你觉得黄家正和你像吗？”在不同的场合，张经纬总会被影迷问到这个问题。“我觉得不像啊，我起码没有他那么帅。”他玩笑道。

　　黄家正是张经纬在成名作《音乐人生》中花费了六年时间跟踪拍摄的音乐才子。他出身中产家庭，就读名校，11岁已锋芒毕露，远赴捷克与专业乐团合作演出。17岁时，他却反复强调，自己的终极目标，是做一个“人”。

　　1968年出生的张经纬自小也学习音乐，11岁至26岁一直在拉大提琴，是香港小交响乐团的创团乐手。他喜欢音乐，但不喜欢香港的教育。“香港是个极其功利的社会，学音乐就是为了比赛、考级，为进名校加分，和艺术、爱好完全没有关系。” 在《音乐人生》中，黄家正带领学校乐团赢得了音乐节的比赛，一位妈妈赞他，“你好厉害啊，考了几级啊？”黄家正淡然回答，“我不考这些的。”这句话，说穿了导演张经纬的心声。

　　拉了15年琴的张经纬，说放弃就放弃，比黄家正还要淡定。在香港当了四年专职乐手后，张经纬决定赴美国纽约大学布鲁克林学院深造。他在学校里碰到了现在的日籍妻子五条秀美。她的优秀让他望尘莫及，“交响乐团里有人弹错了音，我只知道错了，但她却知道是哪把琴，是哪个音错了。”于是，张经纬开始思考自己的能力以及人生有无其他选择的问题，并改读哲学。2002年，张经纬的习作选片《Farewell Hong Kong》入围圣丹斯电影节，在学校一鸣惊人。但校方竟发现，由于未修满必修课程，在学校待了10年的张经纬没有资格毕业。学校打算发奖学金给他，却发现他不是电影系，于是要他转系，才能发这笔奖金。

　　在上海电视台的休息室里，戴一副眼镜的张经纬坐在记者对面，斯文有礼，很认真地给你谈柏拉图，那是穿上西装的他。西装背后的张经纬却有股黄家正的叛逆劲，但傲气并不写在脸上。他坦言，读书时非常顽劣，操行不佳，“我不打领带，故意解开衬衫上面的两颗纽扣，将英式校服敞开穿。”老师骂他，“你没前途，你拿劣迹斑斑的成绩表一定找不到工作。”

　　2002年，张经纬回到香港，想拍一部关于音乐节的纪录片。老同学请他听了一场香港校际音乐会，他恰好发现了黄家正。“当年获得好名次的孩子一共有13个，我和他们聊了之后，从中选择了三个人开始拍摄，黄家正是其中之一。还有一个女孩，10岁，现在已经相当有名气。”最终，张经纬选了黄家正作为影片主角，“我不想表达人们是如何成功的，而是想表达一个人的思考与追寻。”

　　老师不会料到，这个顽皮孩子的初出茅庐之作，荣登金马奖舞台。《音乐人生》获得第46届台北金马奖最佳纪录片、最佳音效、最佳剪辑奖，同时也创下纪录片在金马奖获奖数最多的新纪录。

　　“我不知道我胜在哪里，这个应该是评审的问题。我只是尽量剪出一个可以的、有意思的东西出来而已。”颁奖台上的张经纬虽然文质彬彬，骨子里还是一股叛逆。第二天，他赶回香港，照例开工拍片。“金马奖对我没有任何的改变。”

　　这次来上海，张经纬与青年音乐家孙颖迪一见如故，孙颖迪告诉他，“其实，叛逆的孩子才学得好音乐。”

　　承担不了“社会良心”

　　学音乐、读名校、搞电影，张经纬走的是典型的精英道路，但他却自嘲，“对住公屋的感兴趣，对住半山的不感兴趣。”

　　张经纬成长于香港的荃湾，是早年内地和东南亚移民的首选居住地，后来他在纪录片《歌舞升平》、《一国双城》，以及为许鞍华编剧的《天水围的夜与雾》里讲述的，正是发生在这些人身上的故事。

　　他有时也不解，母亲是老师，父亲是船员，家里算得上中产阶层，但他小学和中学都是问题少年。他的小学同学里大部分都是新移民，而中学附近则有很多黑社会，“这让我的生活更靠近低下阶层。”

　　《歌舞升平》拍的就是5个居住在逼仄空间、靠社保度日的新移民家庭。而刚完成的剧情片《墨绿嫣红》则将镜头对准了生活在底层的吸毒女孩。女孩吸毒，然后打胎。她追问洗手间里的婆婆，胎儿是否因染毒而变成了墨绿色，并因此而忧虑。“那反映了最根本的人性。”张经纬说，他最初拍《墨绿嫣红》的想法是要拍成纪录片形式，“但我担心片子上映后，这个女孩子以后还怎么嫁人。”

　　香港记者以“社会良心”来称赞张经纬。“我不是，这个担子太重了。”他直接谢绝，“我没有想过改变社会，那是社工想的。我没有必要那么做，我是职业导演，主要的社会责任是拍好片子。附加的社会价值是另外一回事。”

　　可能正是因为心无旁鹜，张经纬的纪录片多了一分真实，少了一些倾向。他坦言，“我的纪录片真实到让很多人都觉得不舒服。”新片《一国双城》讲述了阿雪自小持双程证不间断奔波两地，为居港权争取十年仍无望的故事。片中，社工教阿雪的孩子到政府请愿，高喊“请你帮帮我”。社工问他，能不能删去这段，因为有“教唆”之嫌。可在一些香港人眼里，新移民靠骗社保为生，并不值得同情。《一国双城》两头都不讨好。

　　“我不急于在电影中表达我的观点。”张经纬喜欢用柏拉图的《理想国》来论证，世界上的一切定义其实都很复杂，哪怕是“好”，也没那么单一。“我想展现一个多层次的背景给观众，而不是给你一个简单的答案。”

　　他引用伊朗导演阿巴斯原话，“身为导演，我们只是给一个提示，让观众在一片漆黑中加上自己的经验和观点，最终完成一部真真正正的电影。所以，你可以把我的电影看成是一个提示，其他的想象由你们自己去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