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冒名假干部应查背后“毕姥爷”

　　□胡 艺

　　近日有网民称，黑龙江虎林市东诚镇副镇长“董泗臣”存在学历造假问题。虎林市政府部门向记者通报，当地东诚镇副镇长“董泗臣”（真实姓名徐运兵）因涉嫌冒名顶替他人上学被免职，相关部门将在深入调查后，做出进一步处理。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偏僻农村，冒名上学的事情不罕见。比如有的地方信息闭塞，学校截留他人通知书渔利；有的学生因为家贫或者对考取的学校不满意选择放弃，等等。但是随着身份证的普及，科技、通讯手段的进步，冒名上学的难度越来越大。然而，继罗彩霞案之后，各地一系列冒名顶替案浮出水面。徐运兵不仅顺利冒名董泗臣上学，而且顺风顺水当上了副镇长，现实版“潜伏”令人唏嘘不已。虽说冒名者已被免职，但是冒名事件涉及到方方面面的责任，调查冒名事件不能就事论事。

　　招生工作事关考生前途命运，本应执行严格的制度。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农业学校不怎么起眼，但是徐运兵冒名上学那个年代，上农业学校意味着解决户口、工作问题，其含金量不可小觑。尽管调查组说，真正的董泗臣本人自动放弃了去牡丹江市农校上学的机会。但是董泗臣“自动放弃”并不是徐运兵冒名上学、入党、提干的理由。

　　董泗臣的录取通知书如何到了徐运兵的手中？谁充当了冒名上学的掮客？徐运兵如何冒用董泗臣的身份办理户口迁移手续？牡丹江市农校如何审查他的入学资格？再后来，冒名考取公务员，政审又是怎样通过的？又是如何入党、提拔的？冒名顶替事件是否存在权力寻租？一个冒名顶替的人如何担当为人民服务的重任？一连串的疑问让人觉得这起冒名事件绝不简单，值得深挖下去。

　　按理说，徐运兵要完成冒名上学的过程，要经过学校、教育局、公安局及招考部门、录取学校等多道程序层层把关。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多道监管关口成了一推就开的虚掩大门，没有阻止徐运兵冒名上学的脚步。如果两人中有一人更改了身份证信息，如果没有“好事者”把冒名事件放到网上引起网友围观，假干部徐运兵还会继续“潜伏”下去。毋庸讳言，在冒名顶替事件的背后，不只是徐运兵及其经办人在运作。徐运兵原毕业学校、教育部门、招生部门、公安部门、牡丹江市农校等方方面面的问题都浮出水面。

　　其实，只要不能摆平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徐运兵根本完不成冒名顶替的过程。如果组织部门在审查入党、提干资格时，严格依规办事，到徐运兵的家乡展开调查，也不会让他“潜伏”如此之久。石家庄市“造假书记”王亚丽除了性别是真的，其他信息都是假的，徐运兵何尝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假干部呢？因此，我在感叹有人神通广大的同时，更担忧一系列制度设计形同虚设，权力在集体沦陷。

　　《民法通则》第99条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和假冒。”徐运兵冒名上学侵犯了真实董泗臣的姓名权，而且其冒名的目的在于顶替上学，还侵犯了董泗臣的受教育权。徐运兵不仅要赔偿董泗臣的损失，把姓名权还给董泗臣，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参与冒名顶替运作的相关人员也应受到查处。一系列法律制度与法律制度的执行者，在权力面前集体沦陷的问题更值得反思。

　　冒名顶替事件涉嫌多重侵权、渎职、舞弊，破坏了社会公平正义，伤害了政府公信。有关部门除了证明冒名顶替事件属实，对徐运兵免职以外，应该深入调查，还原整个冒名顶替事件真相，挖出冒名上学背后更多的“毕姥爷”。

　　事实上，还有多少罗彩霞、董泗臣们的姓名权、受教育权被人盗用，还有多少弱势群体的权利被肆意践踏，这个问题值得深思。要扎紧招考制度篱笆墙，个案曝光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有关部门要创新制度设计，严格落实问责制度，痛下决心砸破招考暗箱；相关部门更要把详细招考信息放在阳光下暴晒，自觉接受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