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模式”的参考杜宇

　　

　　特约评论员杜宇

　　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及随后掌管宣传部门的领导人对此的一系列深入说明和解读，都反复强调了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道路上，加强和改进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的条件下，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构建有利于文化繁荣发展的体制机制。

　　这其实是一个如何在管控下保持活跃和创新的问题。实际上，在吸收国际经验方面，“新加坡模式”可能已经较多地纳入中国的视野和考量之中。所谓“新加坡模式”，就是试图把握“管”与“放”的微妙尺度，从而形成一个社会和政府各方都能接受的局面和结果。

　　新加坡一直认为，文化产业要有“控制”和“开放”并存，这当然有历史因素，因为新加坡从马来分离之后，岛国的意识形态是混乱的，而且国家族裔问题非常严重，英文报纸采取的是殖民立场、华文报纸则宣扬华文沙文主义、马来报则强调马来人在新加坡的土著特权。李光耀曾说，“舆论局面混乱得要将新加坡四分五裂”。所以，新加坡毫不动摇地采取了规制主义的立场，在文化产业上强调国家意志而不是自由竞争。

　　所谓规制，不是管制，而是采取某种程序规则来确定控制力，以形成透明化的社会预期。我们知道，管制则是随意的，可以心血来潮胡来的。以新加坡报业改革为例，新加坡规制主义的核心是：政府控制；公众所有；集团经营。所谓政府控制，不是政府占报业的股本大头，而是选择政府所放心的人掌管报纸（一般曾在政府任职），一旦有变，也有程序将其随时撤换。

　　也就是说，报业可以上市，上市后的股份可以被大众所有，大众作为分散的财务投资者是不影响政府的控制力。政府对报业的股票进行分级化处理：一种是普通的股权，大众可以持有；另外一种是特殊股票，称之为管理型股票，只有政府或者政府信赖的人才能持有。有时，政府将管理股票授予给自己信任的人，让他们空降到报业担任总编。新加坡规定，管理股票在投票决定权上，1股相当于普通股票的200股。这有点类似于北欧家族企业上市后的A型股和B型股一样：家族可以持有份额较小但投票权力巨大的A型股票，来保障家族对企业经营的控制。而社会投资者则持有投票决定权微弱的B型股票。B型股票跟A型一样，享受同等待遇的股票分红，B型股票持有人在经营上搭家族企业的“便车”。这些社会投资者是“甩手掌柜般的财务投资者”，他们觉得家族里面的人对自己家族创办的企业有更深的感情，会比外部聘用的管理者更费心血，他们乐意跟着家族走。

　　即使掌控200倍的管理股权，新加坡政府也害怕在多次股权融资中，公众股会集中至某个社会人手上，在特殊的时期会由弱变强，进而影响规制主义的效果。随后又出台单一持有人不得超过总股本5%以上的规定，保证财务投资者市场的股权的恒久分散性，从而再一次确保规制是高度有效的。

　　这种规制主义的模式的关键在于，它在确保控制力之下，依然有很大的弹性和激励空间。首先，媒体人是能获得股权激励的，不仅从文化资产增值中分得利益，他们还有处置和整合文化资产的权利，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公众公司，而没所谓的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的审核问题，只要股价、总资产和盈利是上升的，那么他们的做法是无可厚非的。其次，如果政府选择的媒体管理人不符合政府要求，政府可迅速撤换，因为管理股权是政府授予给管理人的，管理人相当于拿着政府给的“有决定权资本份额”去打工。这跟其他威权主义国家的体制不一样，其他国家是让管理人变成官僚，然后在行政体制下驱动这些官僚化的主编总编，他们服从的是政治，他们的行为模式是刻板的公务员模式，他们倾向于职务消费或者转移点国有资产。而管理股权的做法，则是让这些管理人在一定程度上变成资本家，他们可合法地拿钱和管人，要知道资本家比公务员是最愿意听从政府的吩咐，而且会想出更好的主意为政府效劳。

　　要知道，一切的文化产业的体制创新，无非都是激励上的创新和控制上的创新。